2013年，张新红所在的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曾对全国31个地区的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测评，并发布信息测评指数。结果发现，虽然每个城市的发展阶段、问题各有不同，但提出的“智慧城市”规划高度雷同。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国内过去将“城市化”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这遗留下很多问题。随着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阶段进入后半程，城市病逐步暴露。但是现有的城市存量不可回避，推倒重建既不现实，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城市发展出现的许多问题，‘智慧’方案根本无法解决。”袁崇法说。以北京交通拥堵为例，过去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功能分区过度专业化，医院、学校、商业区高度分化，但每个人的需求是综合性的，这必然导致极高的交通成本，拥堵难以避免。
“过去，我们曾希望‘智慧城市’能解决城市发展的所有问题，但随着推进，却发现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增加了。”张新红说。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新的重复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旧互不连通。
袁崇法强调，如果规划不“智慧”，靠“智慧化手段”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对于正在发展、扩张的二三线城市，应在规划、建设源头上思考。对于已建成的城市，“智慧手段”只能做到提高管理效率，难以做到标本兼治。
“在一个比较愚蠢的规划基础上，‘智慧城市’建设只能体现在一点一滴上。”袁崇法说。
上海驰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陈全表示，“智慧城市”离不开信息和数据，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能开放到什么水平，将直接影响到“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浙江省宁波市为采集数据，公安系统在城市各角落安了2万多摄像探头，随后，城管局打造网格式城市管理系统，又重新申请20多亿元预算，希望再装2万个摄像探头。为化解此问题，宁波只好将公安局分管监控的领导调至城管局当局长，省下了20亿元预算。
据》报道，在2014年1月11日的演讲中，仇保兴副部长指出，“‘智慧城市’建设还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关键是信息共享。”仇保兴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城市花数十亿元建设“智慧交通系统”，可是最后所有的信息却汇集到公安局领导的办公室里，“这个领导忙得没时间看，所有在路上跑的车子却看不到信息，这个系统不是‘白搭’吗?”
回归“智慧”
没必要过于看重“智慧城市”概念，而应按自己的现实和节奏，最终让城市“智慧”起来。
专家的共同看法是，“智慧城市”建设有其长处，中国应吸收，但没必要过于看重概念，应按现实和节奏，最终让城市“智慧”起来。谈论“智慧城市”，不能绕开网络，也避免不了谈论大数据等技术。然而，也有专家提醒，应警惕技术中心主义和唯工具论的陷阱。
住建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郝力曾公开指出，2009年到2013年，在各部委将“智慧城市”工作定位在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范畴的政策导向下，技术驱动是地方政府和企业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主流模式。北大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柴彦威称：“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处于摸索阶段。每个城市的目标、实现方式等暂无统一标准。”
“在短时间内将政府管理和居民素质提升到欧美城市的水平是很难的，这需要从文化、教育、机制等多方面去努力。”柴彦威说。但有些官员把信息技术看作解决城市问题的救命稻草。他说，面对诸多城市病，不少中国城市已失去耐心，急于借助“智慧城市”，技术性地解决城市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
“我们的城市发展理念已经从电子城市、数字城市、智能化城市推进到‘智慧城市’，大概每隔五年就有一个新概念出来。如果‘智慧城市’只是一个概念和操作方法，此类新名词还会层出不穷。”张新红评论说。
袁崇法直言不讳：“我根本不看好‘智慧城市’。搞一阵风，运动式的，想用十几二十年的努力让几百个城市都成为‘智慧城市’，根本不可能。在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智慧城市’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不能搞忽悠。”
2013年7月22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草案。
上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智慧城市”的发展思路、建设原则、主要目标、信息安全保障等，被业内寄予厚望。
业内期望，来自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能够统筹全国“智慧城市”建设，结束盲目建设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