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
《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1.27%。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中国已成为一个“城市化”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这期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
《蓝皮书》还指出，中国“城市化”在人口、空间的涵义之外，还应考虑经济、社会和文化涵义。农民进入“城市化”的区域，并不意味着其转身便成为市民。从后几层涵义看中国的“城市化”，51.27%的“城市化”率中仍大有水分。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0年中国城市中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比例仍占到28.2%，比同期的印度还高0.1个百分点。
2012年是中国“城市化”新的“元年”。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将着力解决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职业、行为和心理转换。
《蓝皮书》分别选取了上海、北京、重庆等城市战略设计作为年度最佳案例，并指出：上海同长三角腹地的一体化发展与竞合关系，构成了上海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中优势地位的核心基础。北京定位于创新型的世界城市，既反映了北京科技文化的优势，又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需要。重庆的发展探索，则有助于走出一条在国际上也属少见的内陆型国家中心城市的崛起新路。
正步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
《蓝皮书》认为，长期以来，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是近年来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性质的变化。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51.27%，首次超过50%。尽管这是按照常住人口来统计的，即将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也计算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这些群体的“城市化”劳动与生活仍是常态性的，他们真实地支撑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
从我国地方发展情况看，各大城市发展阶段参差不齐，但是都在步入郊区化、大都市化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由于人口和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各大城市“城市病”集中爆发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隐患。由此，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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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发布
《蓝皮书》首次提出“国际城市2.0版”概念，相比这一概念，我国城市治理仅处于“1.0版”的水平。
《蓝皮书》提出“国际城市2.0版”的概念，认为后危机时期城市发展正从依照国际通行标准提升城市水平和配置城市功能的“1.0版”，进化为以挖掘和发扬自身特色为基点、谋求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差异化崛起的“2.0版”。
作为迈入国际城市俱乐部的新成员，崛起中的城市显然是缺乏自信的，更遑论在国际城市中脱颖而出。因此，“国际城市2.0版”对于崛起中国际城市而言，其关键涵义就是在完成有关国际城市的基础框架建设之后，探索如何实现差异化发展与特色化升级。“2.0版”的国际城市建设，必须以挖掘本土文化和发扬自身特色为基点。
《蓝皮书》指出，与发达国家城市治理相比，我国城市管理显著滞后。例如，对于交通拥堵的疏导缺乏良策，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包容和社会融合尚未实现。
因此，我国各大城市部门亟待借鉴发达国家城市经验，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理念，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并通过制度化、法律化手段加以实现。针对城市运行中的“急症”、“慢症”等不同病症，主要应遵循“标本兼治”思想，从“管”(事前预防与管理机制设定)、“控”(事中控制与事后管理)两个层面加以应对，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此外，《蓝皮书》还指出，在“新兴+转轨+转型+快速城市化”的多重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更具有复杂性。
《蓝皮书》表示，发达国家均经历过“城市病”困扰的阶段。而这些阶段的治理经验值得我国城市借鉴。城市治理的最高境界应当是具有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因此，从纽约、伦敦、东京等一些国际城市的发展经验看，政府部门和立法部门都高度重视城市治理与规划问题。他们不仅非常注重先进理论的运用，也极其谨慎地对各种规划进行反复和广泛的论证，其间还邀请社会各界包括普通居民参与，以确保规划的正确性和惠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