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建设智慧城市已成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除住建部首批的90个试点之外，工信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部门也会在智慧城市(镇)建设方面推出自己的试点。面对蜂拥而上的建设热潮，政府部门就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做到“因城制宜”、“因产业制宜”，这样不仅是对城市负责，更是对人民负责。
智慧城市自西方 不能单纯套用
和多数时髦的概念一样，智慧城市也属于舶来品。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该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6万居民的社区里将各种城市公共资源（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连接起来，监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以做出智能化的响应，更好地服务市民。
与美国相比欧洲的智慧城市更多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交通、医疗、智能建筑等民生领域的作用，希望借助知识共享和低碳战略来实现减排目标，推动城市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以提升能源利用率，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绿色智慧城市。为了在2025年前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城市，丹麦的哥本哈根也提出了建造智慧城市的规划。
以上案例反复出现在我国各类智慧城市的培训和申报材料之中，成了国内引证率极高的经典文献，但在学习海外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了“南橘北枳”的祖训。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在数字化基础、城市规划理念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把他们的方案搬到国内来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排斥现象。
思科中国网络运营中心工程师刘昕告诉记者，智慧城市的概念来自西方，但我们不能单纯套用，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以下亟待化解的矛盾：一是完全采用国外公司的“智慧城市”技术和产品，这将可能导致我国相关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的丧失；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国自己的智慧系统（或称“智慧中国”），从而掌握“智慧中国”构建的主动权。但现实情况是，虽然我国在研发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并且物联网研究也与国际同步，但在核心技术的突破方面还远远不够；在高端传感器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严重缺乏，现有的传感器类型狭窄、灵敏度较低，直接影响了传感器的作用距离；在与云计算密切相关的云计算基础架构等方面，我国各研发机构的关注程度也很不足，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大型系统软件等，仍过多依靠购买国外的成品。
在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建设智慧城市，不仅是体现中国特色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安全的需要。但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智慧系统，我国确实面临着相当程度的技术风险和决策风险。2013年初，记者参加一个关于智慧城市的培训会议，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一位领导指出，在不同城市的智慧城市试点申报材料中出现了相同的城市名称，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国内的城市之间，在智慧城市申报和规划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照搬照抄的敷衍现象，如何让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地建设智慧城市，值得深思。
抢占智慧先机 城市需谨慎
智慧城市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无疑是抢占发展先机、进行弯道超车的创新路径。但从宏观层面而言，这不是一场城市间的“赛车”，而是各个城市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在最合适的时间点、用最合理的方式去赶“智慧城市”这趟车，切勿盲目跟风，形成百舸争流之势，造成新的资源、能源浪费。
刘昕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有上百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其中30多个城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网列为主导产业，已经出现了过热的发展苗头，因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风险。被许多业内人士称为“云跃进”的云计算建设热潮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自云计算技术兴起以来，从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都纷纷投身于云计算中心的建设大潮，但是很多地方投巨资建成的“云”系统，其资源利用效率不足20%。按照摩尔定律，IT产品两年性能翻一倍，价格下降50%。这意味着，已经建成的云计算中心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很快就会贬值。事实上，在云计算应用成熟的美国，在经历了需求暴增期之后，数据中心的数量从过去的1100个削减到了现在的300个左右。
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分会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祝敬国向记者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并不是颠覆原有的城市框架，重新规划一个全新的城市，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如果在规划之初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就是对原有投资的浪费。”在他看来，智慧城市建设不像神舟飞船那样是一个实验性的科考项目；而是一项涉及很多层面的惠民工程，所以智慧城市建设要考虑城市基础设施的延续性和市民的体验性。因为，城市智慧不智慧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百姓能不能体验到城市的智慧。如果政府热衷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绩工程联系在一起，就一定建不好智慧城市。
针对智慧城市建设“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股市比投资热、包装比创新热”等不良现象，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首席工程师单志广认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很多明显的问题和误区，“有些城市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时目标很宏伟，但却缺乏可操作的总体规划，缺乏基本的要素资源和支撑能力。”这些地方缺乏对真实需求的判断，缺乏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最终导致简单地将各部门自己拟建的信息化项目拼成一个大包，再贴上“智慧城市”的标签就算是智慧化了，这就造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偷换概念。
我国城市所承担的功能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我国城市所承担的功能更多，管理的边界更大，所解决的问题与国外也不一样，可以说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成熟的条件下建设智慧城市的，重在绿色发展，惠民便民，而我国是在工业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建设智慧城市的。因此，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不完善的公共服务等。所以说，中国的智慧城市与欧美天生就有差别，如果我们只是单纯购买西方技术，忽略了这种差异性，那么建设智慧城市的美好愿望将化为泡影。此外，过度依赖国外厂商的解决方案，甚至打算依托国外厂商建设城市重要领域的信息系统，可能会导致交通、能源、金融、社会管理等重要信息为外国所控制，造成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
了解城市个性 方能因地制宜
祝敬国说，“城市发展有自身的历史积淀，不同城市的智慧建设关注点要有所差异，目标也要各不相同，不能千城一面。因此，在着手智慧城市规划和顶层设计的时候，就要着眼于现实状态和本地区的地域特点、资源特点、人文特点，科学地展望未来。”因为城市规划是一项极具前瞻性的工作，必须把智慧城市建设当作一个复杂的大生态系统来规划。
作为一座老工业城市，湖南省株洲市曾饱受污染之苦。在此背景下，云龙示范区在发展中将“两型”建设和智慧城市紧密结合，依托职教城的人才优势，确立了科技手段用上，教育产业优先，人才培养为支撑的发展思路，构建了以职教培训、研发与创意服务、总部经济与商务金融、旅游服务、物流与临空服务以及都市农业为代表的“两型”产业体系。对于云龙示范区而言，智慧城市不是空泛的概念游戏，而是实实在在的实践过程。已经建成的云龙发展中心工地是全省首个三星级绿色建筑，保守估计比传统建筑节能30％以上。而在建的龙母河水资源利用工程中，则包含了全国最大的雨水收集体系，该体系建成后，不但能满足景观的需求，而且能实现防洪的作用。
目前，云龙示范区已被定为国家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区、国家低碳生态试点城，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创建工作也已通过住建部审查，实现了“两型社会”和智慧城市双翼齐飞的发展目标。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曙红告诉记者：“云龙的建设目标就是像美国的硅谷一样，让森林点缀厂房，这些厂房全是企业总部和孵化器，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建设智慧城市，不能等靠要，要创新。”
随着城市的膨胀，全世界都在饱受城市病的煎熬。人口膨胀过快，交通拥挤不堪，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度，安全隐患明显等各种“城市病”与日俱增，加上突发性公共事件不断发生，城市管理难度加大，集中考验着政府的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显而易见的是，很多问题已经难以用传统的手段加以解决，必须借助智慧战略从更高的层面上加以梳理和改善。智慧城市的出现无疑为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已成为医治“城市病”的最佳良药。但是不同城市感染的城市病也各不相同，如果不能够对症下药，恐怕会延误病情。
这就要求我们依托智慧城市建设的历史机遇，健全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形成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网络；同时完善各类预案，预防、排查、控制和消除电网、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设施的安全隐患，以增强城乡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然，还须借助智能手段深化城市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完善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使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系统与城市的公共资源无缝对接。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风俗习惯和生活需求相差较大，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时候，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风俗习惯、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性，避免建好以后出现设备使用率低、触犯民族禁忌等问题。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讲，政府部门应该支持的不是应用、设备和投资的数量，而是要用最少的成本实现智慧的功能，以公共资源的公正、合理、高效的调配，满足市民的具体需要。由于各地的具体条件、需求是不一样的，怎样通过现有的技术架构来满足这些需求，是当前的努力方向。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一定要以为居民服务为发展目标，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舒适。智慧城市建设也不是比拼谁设备先进、技术高新，而是结合地方实际需要，量身定做最优化的、最合理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智慧城市的建设才能算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