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几乎是将农村房地产重新再建一遍，这无疑对经济有拉动作用，但投入其中的金融机构有可能因为城镇化“卖地模式”而套牢。
城镇化不仅要建小区，还要新建道路、科教文卫等公共设施，无疑需要巨大资金。有报道称中国城镇化需40万亿投资，仅就目前各地已公布的数据而言，全国各省、市、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逾20万亿元，其中四川省为4.3万亿元、贵州省为1.7万亿元、广西为1.5万亿元、江西省为6694亿元、广东省为7869亿元、云南省为3770.55亿元。
我国城镇化水平刚过50%，但还未城镇化的多是经济基础本身就不好的地区，这些地区税收本来就少，政府多是吃饭财政，维持日常开支后所剩无几。建设一个新型社区动辄几亿元，显然要靠其他途径筹集资金，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求助对象。
今年2月份，中国农业银行与湖北省政府签署备忘录，未来5年农业银行将向湖北省城镇化建设及相关产业提供不少于1000亿元人民币意向性信用额度。搜索各地新闻，普遍都有银行为城镇化提供融资的报道。而在政府鼓励下，银行也热衷为城镇化放贷。银监会日前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城镇化建设融资。不仅大银行、股份制银行普遍开展城镇化融资服务，城市商业银行也都投身其中。
想了解城镇化融资风险，还需要先了解我国城镇化模式。
城镇化较为普遍的表现形式是将几个村庄居民聚集在新型农村社区，从平房住进楼房，节省出来的宅基地实行返耕，或者建成工业用地。而节省出来的土地，为政府开展城镇化提供了腾挪空间。由于有18亿亩耕地红线，地方政府需要土地发展，土地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
目前来看，城镇化的开发主体有以下几种：村民自建，开发商代建，乡镇政府统一建设，用地企业代建。不管什么模式，都是以卖地为核心。一些开发商以极低价格拿到土地，在满足本村村民居住之外，剩余的楼房出售给其他村民收回资金并盈利。有些用地企业投入其中，则是为了谋取工厂用地。
而更普遍的方式是，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为城镇化银行融资，提前为村民新建新型社区，待村民入住之后，将节省出来的用地指标，平移到城市周郊。经此平移，偏远地区几万元一亩的土地变成了城郊百万元的价格。而此前为城镇化建设所投入的资金，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收回。
这种平移魔术已有政策支撑，但是这种方式有个致命硬伤，即中间环节过多，需要和村民就搬迁补偿进行谈判。目前看来，如果当地靠近城市，或者有旅游等特殊资源，则土地价格较高，可以给予村民更多补偿，则谈判进展较为顺利，如果是在普通乡村，政府或开发商很难拿出让村民满意的补偿标准吸引村民搬进新宅。
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推进城镇化建设，采取边建设边和村民做工作的政策，有些新楼盘已建成，而老村庄却因村民分歧迟迟难以拆除。这种情况就不是节省土地资源，而是浪费土地，同时卖地模式也就无法向下进行，银行巨额融资就会套牢在融资平台中。在巨大资金压力下，如果政府想有所改变，暴力拆迁必然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