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究竟应该以大城市为载体，还是以小城镇为载体？社会各界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只有在城市群里才能实现。否则，就只能实现中心城市的发展。”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城镇化会是中国经济的热点。如果把区域发展和城市发展结合起来，可能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一个主要载体，未来必定是一个更重要的载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向记者表示。
城市群的“牵手”逻辑
哪里能提供更高的收入，哪里能提供更多的服务，人就会到哪里去，这是非常自然的动力。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总结的规律，当城镇化率触及50%的时候，普遍将会出现“城市圈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开始减速，城镇化的发展方向转为形成城市圈，许多中小城市开始“晋升”为全国性的大城市，人口的迁移主要是小城市人口向城市圈的核心城市迁移，同时辅以农村人口向城市，包括城市圈的核心城市和卫星城市的迁移。
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城市圈的逻辑就是协同发展的逻辑：一方面，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带动与辐射作用，通过其强大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有效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实现以城市圈带动城镇化的跨越。另一方面，在大城市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中小城镇可以以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为依托，发展制造业；可以发挥其居住功能，为大城市上班族提供居住等生活服务；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以及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产业，连接大城市和农村。
“城市群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城市群的范围内，小城市和小城镇有了发展的空间。”肖金成指出，在城市群里，大城市的制造业和零部件产业向小城镇转移，小城镇的区位劣势在弱化，而成本优势在强化，因而找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51.27%，城市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已正式进入城市社会。同时，以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性大型城市群成为人口和要素的聚集区。然而，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中国城镇化城市群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促进城市群的健康发展，提高城市群的综合承载能力，使城市群发展步入可持续、低碳、绿色的良性轨道，已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议题。
城镇化发展应走“集群”之路
在今年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不少地方代表委员都对城镇化与城市群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
“城镇化过程中产业的发展必须是生态增值、轻型化的、服务产业主导的、科技含量高的。”山东省两会期间，山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建议，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克服“一业兴镇”或“一业兴市”，走都市圈化和城市群化发展，形成以都市主导产业为核心，其他产业为链条，形成产业集群。
“新型城镇化是山东一切工作的总抓手，抓住了它就抓住了城镇化发展的‘牛鼻子’。”张卫国认为，“一业兴市”曾是山东城市建设的特点，单个重点产业往往造就了一个城市，但却缺乏产业体系的支撑，造成了城乡分割、缺乏连绵带的现状。他认为，当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不是突击性的建楼造城，关键在于建设产业体系，这是内生动力。
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在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五年山东省城镇化率达到58%以上。山东省政协委员邓相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山东的城镇化发展应以打造“城市群”、“城市圈”为主，科学合理规划齐鲁大地的城镇化布局。
据邓相超介绍，城镇化建设在世界上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大城市人口自动向小城镇分流，从而使小城镇发展较快;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形成巨量级的城市群。“日本为什么不发展小城市?因为日本人口密度大，地域小，限制了小城镇的发展。”山东是人口大省，人口密度、地域面积等情况和日本有着相似之处，山东人均耕地面积甚至低于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因此邓相超认为山东省适合使用日本这种发展模式。
对此，邓相超提出了建立“齐鲁城市群”的概念，把全省17地市全部划入进去。“建立这样一个城市群，需要政府做出总体规划，设计整个城市群的经济链条，尽可能地缩短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流通的时间和空间，这是建立城市群最基本的原则。”
江苏两会期间，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邹军表示，近年来，江苏省重点打造了南京、苏州、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三大都市圈，无论是生产要素的集聚还是新创造的财富，都市圈内均高于圈外地区。邹军介绍说，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分析，关于全省不同地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程度的，通过颜色分层发现，苏锡常的颜色深深的，南京次之，然后是徐州。人口还只是生产要素之一，资金、投资等的优势应该更为明显。而圈内的GDP总量与周边的差距也很明显。城镇化水平也更高。
按照江苏省的预定目标，今后全省人口将向“圈”内集中，向沿海城市带和城市轴集中，而非圈、非带、非轴的区域，人口会进一步减少，但生态保育的状况却会更好，未来这些地区将重点发展成生态、农业、休闲的区域。这种差别化发展，将是江苏省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显著特色。
尊重城市群“各美其美”
“中国的都市圈目前来讲跟国外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6.9亿的城镇人口基数，和世界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中国有多个都市圈，这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差别化发展，不仅是地方的诉求，现在，这种观念也贯彻在中央制定的各类区域发展政策中。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曾经打过一个生动的比方。他说，如果家里有几个孩子，有的喜欢读书，有的爱好体育，有的擅长音乐，正确的做法是因材施教，最终目的是让他们全部成才。“当前区域政策的最大含金量正是挖掘了各地的比较优势。”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国家从各地实际出发，立足于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密集出台了一批具有较强针对性、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促进了我国区域增长格局的根本转变，推动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方面，区域政策成为近年来最受欢迎的宏观政策之一，但同时，各类区域规划的密集出台让政策的“含金量”饱受质疑。
对此，范恒山曾向记者明确表示，“以某个地区或者以某个区域为单位，以某一个主题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发展思路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一个理性研究思考和务实操作的过程，既不是坐在办公室拍脑袋的‘无源之水’，也不是简单地顺应地方的某种要求而‘就汤下面’，而是严格遵循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经过反复的调研、论证形成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率性而为的。”
在范恒山看来，一个区域的发展战略要上升为国家战略，最重要的是体现两点：一是要有全局性，对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和落实国家的整体改革发展战略有全局的意义，否则它就只是一个区域的战略、一个地方的发展思路。所以，前提是对整个国家有利，是国家的需要。二是要具有典型性，就是所选择的地方，既具有发展的比较优势，同时在落实国家的重大战略方面最具试验和示范的意义，今后可以推广到全国，为全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和跨越提供经验和路径。
前不久与记者交流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提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法国政治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圈的概念，现在世界上形成三大都市圈，即大纽约都市圈、大巴黎都市圈和大东京都市圈。中国有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个都市圈，但比较弱。美国的三大经济圈占GDP比重为68%，日本三大经济圈占到了GDP的70%，而中国三大经济圈仅占全国GDP的37.9%。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姚中秋认为，直观看，中国三大都市圈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以至于文化、政治结构，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长三角都市圈城市的体量差距不是很大，但在广东，圈里的点大多数是镇。
“任何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行为都应该得到支持，但城市群的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从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肖金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未来城市群的发展，首先要对城市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魏建国建议，应该设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协调委员会，建立一个市场化、产业化的平台，并选几个城市开始试行。
他认为，无论是珠三角、长三角还是京津冀，发展有四个“不”：战略定位不准、城市发展不均、发展目标不明、产业布局不分。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提出，我国城市发展最主要的问题，从制度上说是土地问题，从布局上说是规划问题，未来还有几亿人要进城，这些城市怎么规划，这是第一位的问题。
城市群内不同规模的城市如何发展，是影响都市圈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城市群的发展，我感觉不要再创造新的概念了，或者不要因为国家说要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就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城市群。另外符合城市群条件的，要做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要有一定的分工和定位，减少恶性竞争，增加互助合作，争取由单个城市竞争力变成整体竞争力，共同带动一个区域，把整个区域发展成一个市场竞争力比较强，产业技术比较雄厚，基础设施比较便捷，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这样的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和区域，”肖金成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