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崛起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水平往往和国家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一个兴盛的经济体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也相应较高。目前，国家对城镇化发展高度重视，将城镇化视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靠和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新的历史时期，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中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特别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城镇化转型的主要内容和阶段特征，通过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为国民经济社会繁荣进步提供动力和支持。
中国城镇化转型的主要内容
城镇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仅包括人口的迁移转换，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包括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更需要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是人口、产业和制度要素在开放环境中不断优化配置、全面协调转型的过程。
（一）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转型的核心所在
从世界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而非“物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方面是“量”的改变，主要表现为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迁移；另一方面是“质”的提升，是转移人口在经济、社会、价值观等各方面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只有转移人口实现了从较低生存水平向较高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根本转化，城镇化转型才达到了“质”的目标。而要实现人的城镇化，从理论上讲，在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农村人口会在对成本和收益综合衡量的基础上形成迁移决策，只要城市存在相对收入较高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他们就会不断地进入城市，从而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而在现实中，人的城镇化往往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实现条件。其中，城市具有吸引力是实现人口迁移转换的前提条件。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好坏，都是转移人口判断城市是否具有吸引力和吸引力大小的标准。转移人口自身能力的提升则是实现人口迁移转换的决定性条件。转移人口自身能力是包括一系列学习创新、环境适应、社会交往在内的生产生活能力组合，其直接决定着转移的成本和收益。如果转移人口的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可以很好地满足工作需要，就更容易得到就业机会和增加劳动收入，在思想意识上适应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城市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市民权利，也更容易在城市里生存与发展。
（二）产业优化升级是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支撑
城镇化转型的过程既是人口迁移和转换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人口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如果能够相互匹配，共同升级，将有助于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以美国为例，伴随着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全国工业发达地区基本都成为了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到20世纪中期，美国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国防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大量聚集于西部地区，大量人口也随之迁移，使原本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得以加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人口郊区化的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郊区化也成为一种趋势，原有产业大量迁往郊区为郊区带来了大量就业岗位，又促进了新的人口聚集，形成了更多的现代化的中心城区并逐渐发展成为更大的城镇化区域。同时，人口城镇化不仅依赖于各产业规模的绝对扩张，而且还必须依赖于产业结构质的改善。历史上，轻纺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劳动力供不应求，吸引了大量原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形成了第一次城镇化浪潮。随后，轻纺工业的大规模发展要求重化工业为其提供更加先进的机械设备，重化工业则成为了吸纳转移人口的主要行业。21世纪以来，重视内涵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低碳、高效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逐步崛起，不断增强着城市自身承载和扩张能力，再次掀起人口转移和城镇化发展的新高潮。
（三）制度创新是城镇化转型的基本保障
良好的制度和实施机制不仅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以保证公民分享发展所带来福祉，减少不平等和歧视。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同样是一个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一直在鼓励和支持有利于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提升的制度创新。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以后，西方城市因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开始复兴，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日益繁荣，随后，西班牙马德里、葡萄牙里斯本、荷兰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等城市也相继崛起，同样也离不开商业、贸易和产权等制度的支持。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往往被认为是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财富的增长与公共秩序完善相统一和匹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以人的解放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建构与创新则越来越多地扮演着推动西方国家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关键角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城镇化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往往是制度完善、体制机制具备弹性、竞争活动充分的国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本身蕴含着制度变革的巨大潜能和需求，城镇化转型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不同阶层和多元利益群体表达利益诉求和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完善支撑城镇化发展的制度体系，使社会公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得到释放和提升，生存和发展权利在调整和变革中得到体现，将会为城镇化的健康转型提供重要保障。
（四）开放发展是城镇化转型的内在要求
尽管早期的城镇化理论认为一国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国内城市人口、产业和空间的集聚。但现代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为城镇化的开放发展提供了动力。一方面，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自由化、全球化趋势加强，产品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制度障碍和政策壁垒大幅降低，使人口和产业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在其他国家城市寻求发展机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运输通信成本大幅度降低。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来，铁路货运成本降低了一半，公路运输的成本下降了40%；1931年，纽约和伦敦之间3分钟电话费几乎高达300美元，而今只需几美分。交通运输和通讯成本的迅速下降使人口和产业的迁移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越来越小。人口和产业可以在跨国城市之间转移，不断扩大优势要素聚集规模和质量，并从专业化生产中获取规模递增的经济收益，形成和发展了全球城市价值链。在这一条件下，每一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都成为了全球城市网络的一个节点，一国城镇化的发展也不得不同其他国家的城市联系起来。同时，从发展趋势上看，尽管全球经济复苏之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决定全球化的国际专业化分工、贸易自由化等根本性因素没有发生改变，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城镇化的转型，就要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城镇化整体发展趋势密切结合，不断参与到全球城市价值链并获得必要技术能力和服务支持，主动参与全球城市的治理，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价值创造，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前城镇化转型的阶段特征
目前，中国城镇化正在进行全方面、战略性转型，主要在发展内涵、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和发展影响四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城镇化发展内涵：从速度扩张为主向速度稳定与质量提升并重转型
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以速度扩张、数量增长为主的发展时期。1978年—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人口城镇化率在统计意义上已经过半，正式进入了城市主导型社会。但近十多年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增速已经相对稳定平缓，加之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幅度在逐年下降，可以判断，未来全国性、大规模的城镇化速度扩张出现的可能性较小，中国人口城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速度长期稳定增长的区间。但是，过去一个时期城镇化的速度的快速提升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实质性增加，在速度与质量失衡的情况下，中国城镇化发展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许多城市人口过度增长与城市承载能力严重失衡，不仅导致了大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和财政负担。另一方面，现实中大量转移人口通过“候鸟型”的流动模式，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其收入与贡献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的收入与经济贡献比仍然总体偏低。同时，大量转移人口社会身份模糊，存在着“迁而不转”的现象，带来了城市人口数量的过度增加，不仅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与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也带来了留守人员“老无所依”、“幼无所养”和二代人口“边缘化”的社会隐患。可以说，现阶段的人口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够成熟和稳定，必须加快城镇化转型，从城镇化发展内涵上重视协调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从速度扩张为主转向速度稳定与质量提升并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