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镇化发展模式：从黑色发展为主向黑色发展与绿色发展并重转型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与工业化进程高度相关。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我国工业重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快速推进的重型工业化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地方城市经济发展严重依赖重化工业和资源产业，造成了一系列黑色发展问题。近年来，频度越来越高的雾霾天气，使城市空气质量问题成为中国决策层和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水污染、土壤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也在城市层面日益突出。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正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将长期并存的趋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相当一部分转移人口为缺乏教育培训的农民和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群体，其需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就业空间和就业结构，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短期内仍然不能完全被替代。而大规模城镇化进程所引发的一系列生产生活需求，也将大幅提高能源和资源消费水平，也还会促使我国城市能源和资源消费经历一个刚性的高增长阶段。但是，长远来看，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与趋势。而绿色发展与城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城镇化经济本质上是空间集聚经济，强调空间投入产出的合意比例，具有降低资源消耗、实现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联合国自2008年以来，就把绿色发展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2014年6月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再次重申了成员国在“里约+20”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中做出的承诺，强调绿色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主流和当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外发达城市正在积极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制定绿色产业发展路线图，推进绿色经济发展，我国城市绿色发展浪潮也正在逐渐展开。可以判断，在现阶段，尽管城镇化黑色发展模式并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绿色、低碳、集约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将会越来越被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并在实践中推广与实施。
（三）城镇化发展动力：从经济驱动为主向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并重转型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经济驱动。分税制改革之后，粗放式土地经营给各地政府带来了巨额级差地租，成为了一些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但与此同时，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土地财政”也给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留下了许多“后遗症”，限制了城市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而与经济驱动相比，制度创新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支持作用则长期不足。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计划体制和城乡分割，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改革开放以来，以政府力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制度创新逐渐向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制度创新转变，为人口迁移、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性制度约束仍然存在。例如，中国的土地制度藩篱仍未从根本上得以突破，农民没有成为农地的主人和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土地交易中还没有完全的自由定价能力。此外，影响城镇化发展的配套制度也还不完善。例如，从行政管理制度来看，中国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城市存在着发展权不平等的问题，各类资源流向会偏向于高行政等级城市，而高行政等级城市也会利用行政权力优势来集中资源，这往往使得大量城镇间流动人口的城际转移，同农村转移人口一样，也难以享受与所就业和生活城市的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因此，现阶段，适应高水平城镇化发展需要，以改革促发展，实现城镇化发展动力从经济驱动为主向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并重转型，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城镇化发展影响：从本土贡献为主向本土贡献与全球融合并重转型
中国的城镇化使中国不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为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国内需求支撑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国城镇化不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本土贡献，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全球价值。中国城镇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日益深刻的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当前，全球经济总供求失衡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在缺乏新的重大技术突破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措施在缓解短期危机的同时，在长期内还有将会加剧全球性产能过剩并引发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对世界经济体系而言，中国城镇化的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将会形成庞大的财富积累与市场空间，有效应对全球市场需求的萎缩问题，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当然，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城镇化转型发展不可能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式。但欧美发达国家作为世界城镇化建设的先行者，仍然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英国在工业革命完成后的1851年，城市人口已超农村人口，到1881年，城市人口已是农村人口的两倍，而美国城市人口在1950年就达到64%，1990年达到了75%。欧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中国城镇化特别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下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自由交流，使得城镇化经济运行机制更加国际化，立足全球视野推动转型发展，发挥中国城镇化的价值和作用。
促进中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协调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全面推进人的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集中体现为人的城镇化。虽然现实中许多的农村转移人口并没有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广大的城市居民也并没有完全享受到高质量的城市生活，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不协调的表现。未来，我们应正确认识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的关系，避免盲目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片面追求城市人口数量增长，而要在保持城镇化速度稳定的基础上，把握好城镇化的力度和进度，既要实现“量”的转变，更要注重“质”的提升。一方面，以提升城市自身发展质量为基础，依据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基础条件，不断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夯实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条件，以满足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广大居民对城市生产和生活服务日益增加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以促进转移人口能力提升为重点，以实现转移人口“迁转同步”为核心，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转移人口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财富水平和观念水平，促进转移人口从职业、地域的“两维转移”向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和身份转变的“三维转换”。
（二）推动产业绿色化与城镇化融合，促进城镇化绿色发展
中国城镇化发展不能走“黑色发展”的老路，但也不能脱离国情，一蹴而就实现绿色发展。应在绿色发展的总体框架下，不回避城镇化推进阶段能源和资源刚性需求的特征。在确保关系到城市民生建设等相关产业的能源和资源保障的基础上，以产业绿色化为核心，从 “要素推动”转向“创新驱动”，大力倡导集约、绿色、循环、低碳的先进模式和技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形成结构优化、技术先进、安全清洁的现代产业体系，使城镇化发展始终建立在稳固的产业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积极推动人口密度适宜、自然生态优美的绿色城市建设，构建与城市绿色发展需要相匹配的绿色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体系，加强精细化的城镇绿色管理，实现城市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人口、资源、环境多元进步的目标转变，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发展。
（三）统筹全面综合改革和重点领域改革，推进城镇化制度创新
中国城镇化发展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通过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改革创新提供基础和空间。而更重要的是，要加快改革步伐，以城镇化凝聚改革共识，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由过去的单项改革突破向全面综合改革转变，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城镇化改革方案，明确我国城镇化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进行利益深度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制度变革使得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进一步相互融合。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目前正在推进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行试验和示范，重点推进城镇化发展关键领域的制度创新。在户籍制度方面，从根本上剥离福利因素与户籍身份，形成与迁移自由理念相适应的、开放性的户籍管理模式。在土地制度方面，要进一步使土地成为可以产生财富和利用价值来表现的生产生活资料。同时，要加快配套制度改革步伐，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城市人口聚集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设置城市和确定城市的等级，强化不同层级，特别是低层级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中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和能力。
（四）立足本土融入世界，凸显中国城镇化的全球价值
中国城镇化发展要充分体现国情，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不断发挥城镇化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和支持作用。同时，面向世界，推动全球融合也是中国城镇化转型的必然选择。首先，要立足全球凸显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要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城镇化不是在封闭的系统中自我发展，而是倡导和谐包容的价值观，强调和平、合作的发展理念，展示和传播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智慧、思想和善意。其次，需要学习和引进世界发达国家在城镇化发展方面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探索扩大城镇化国际交流合作新的体制机制，在城镇化战略研究、规划设计、城市治理等诸多方面开展合作。再次，应充分发挥我国自身大规模城镇化所创造的市场优势，抢占新一轮全球城市发展的制高点，积极培育能够参与全球竞争并体现国家竞争力的若干世界城市和城市群，使我国城市能成为全球城市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和中枢力量。最后，根据全球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地域分工，在有形的方面加强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际城市之间交通运输网络、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在无形的方面通过市场和规则一体化建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融合，推动中国城镇化高水平开放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