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城镇化水平与全国相差14个百分点，要进入中等城镇化阶段还至少需要13年时间。调查显示，作为未来新型城镇化主要对象的农民工中，却有很多不愿“被征地”，不愿“被市民”，在这背后，暴露出来的是一系列制度、政策的缺失。
半数农民工不想“被市民”
李克强总理曾在有关会议上强调，所谓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现阶段，以人为核心预示着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主要对象。但农民工对城镇化的反响，却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
陶连娃在兰州做瓜果生意已经十几年了，他是来自靖远县北湾镇北湾村的农民，经过多年打拼，现在已在兰州和白银各买了一套住房，母亲、妻子和一对儿女全部在兰州生活、学习。谈起转户口、变成市民，陶连娃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他说，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好，有没有城市户口无所谓，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以保留他在农村的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还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就是底气，“万一哪天生活出了意外，我还可以回到农村种我的二亩地，农村现在的政策比城市更好，上学免费、看病报销、考试加分、种粮补贴，买个农机、家电什么的，还可享受政府的补贴，不是单独也可以生二胎。总之，农村的好处多了，干吗要农转非，转过来我们也得不到多少实惠。”陶连娃说。
省社科院2013年专门作了一项关于甘肃农民工对城镇化的反响和要求的调研，调研显示，和陶连娃有一样想法的农民工不在少数。记者采访了这个课题的主要负责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东平，在马东平的调查中，农民工对市民身份似乎并不“感冒”，这与人们一惯的认识相去甚远。曾几何时，农转非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如今，城市户口却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对很多农民工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马东平在兰州、临夏等地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感受“一般”和“不幸福”，他们成为市民的愿望并不强烈。只有16%的被访农民工迫切想成为市民，59%的人对成为市民的愿望“一般”和“无所谓”，25%的人“不想成为市民”，认为城市不可久留。
在这些农民工眼里，城市虽然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所在地，但他们却并不想久留城市，而是选择从城市获取经济来源，最终返回农村继续当农民。“这种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更有安全感，还不必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理论上来说，这是政策引导行为，而这种状况也正好说明是农村政策引导的结果。”马东平说。
农民变市民，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新型城镇化既不是简单的土地城镇化，也不是房子城镇化和劳动力城镇化，马东平认为，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的城镇化。只有城镇人口出现实质性增长，且新增人口开始真正的城市化生活，享受城市所附着的各种福利和待遇，才能说达到了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化。然而，当前农民工融入城市却面临着多重壁垒。
马东平认为，这种壁垒既包括制度性的限制，也包括长期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市和农村、农民之间在发展、生活方式、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她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马东平的调研中，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在城市中没有住房是他们成为市民的最大障碍，持这一观点的农民工几乎占了一半。特别是许多农民工认为，现在城市的高房价让他们无法承受。认为没有城市户口是成为市民最大障碍的占被访者的22%；还有15%的被访农民工认为最大障碍是自己没有技能，无法在城市长期立足；6.16%的人认为孩子的教育无法解决是他们成为市民的最大障碍；而4.71%的人则认为城市医疗费用太高阻碍了他们成为市民。
“我们的诉求”
马东平说，在这次调研中，她深刻感受到了作为城镇化主要对象的农民工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诉求，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城市户口，二是保障房，三是子女就学选择多元化，四是保留农村土地承包权，五是希望具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保障，六是在城市进一步得到发展，摆脱与城市的简单经济关系，享有参与政治、同享发展成果的权利。
我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每年都有5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全省乃至全国各个城市。但无论对于哪一个城市，他们都是城市的候鸟，他们的梦在城里，他们的根却永远在乡里。“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城市的关联度并不密切，实质上只是一种简单的经济雇佣关系，对于他们服务的城市而言，他们只有在经济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参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相对于农村，农民工流动到城市后经济收入得到提高，但其社会地位仍然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马东平说。
利好频出城镇化破冰前行
城镇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对甘肃这样一个欠发达省份来说，既有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去年年底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和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不能超越现实条件急于求成，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不能拔苗助长、盲目无序”，可谓对我省的城镇化推进工作提出了纲领性要求。
要完成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城镇化建设目标，必须在制度层面上有大突破，在体制上有大创新，在行动上有大作为，破除一切阻碍城镇化建设的体制、政策壁垒。
打破这一坚冰，政府正在迈出实质性步伐。
“新型城镇化挑战大于机遇”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有关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我省的城镇化水平与全国的城镇化水平年平均相差14个百分点，2012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2.6%，已进入中等城镇化阶段，而我省的城镇化率只有38.74%，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3.85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处于落后地位。如以目前的增长速度算，我省要进入中等城镇化阶段，还需要大约13年。
较低的城镇化率关联着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省社科院首席专家包晓霞认为，甘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多的地区，每年有5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以农民工身份在城市中劳动、生活，但出于户籍限制、频繁迁移等原因，这些人不能被计入城市人口中。其次，资源枯竭型城市、城市棚户区、城区危旧房等问题，则困扰着现有的城镇人口以及城市发展。包晓霞说，我省在国家的扶持下，每年都要实施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安置，如果能立足长远，将这些人口的迁移安置与城镇化建设中的人口集聚需求结合起来，合理布局城镇建设，对于加速推进城镇化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些问题对于甘肃的城镇化建设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较低的城镇化水平，导致“新型城镇化建设挑战大于机遇”。
“五条腿走路”
有挑战，但不是无路可走。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东平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要加速推进城镇化，必须五条腿走路。第一条腿是将重点放在中小城市，继续推进城乡户籍二元分割体制改革。她认为，目前甘肃城市生存生态对农民工总体上是不利的，主要表现在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就学和文化生活等方面，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则是城乡户籍的二元分割。她提出，甘肃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城市应该首先改革制度壁垒，主动接纳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逐步形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
马东平提出的第二条腿，是妥善解决农民进城后承包土地权益保障问题。她说，国家有宏观政策，但作为农民工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微观需求，而保留土地承包权则是很多农民工的一个重要诉求，因此，国家在政策上必须确定在城镇定居落户的农民工的土地承包财产权利，更多的制度设计应该让农民工的土地通过市场转让获得财产收益，或者作为进城的一个资本来源。要允许转让土地等资产，增加财产性收入。
“中小城市、小城镇是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在推进的重点地区，应该有条件地给农民工提供保障房。”这是马东平所说的第三条腿，她也给出了理由：兰州、天水等市是全省和地区的中心城市，对人才的要求高，在这些地区落户生存对农民工来说是巨大的挑战。而且这些城市经过多年的发展，对人口、资源等的容载量也日趋饱和。甘肃的许多农民工是来自于县、乡(镇)的农民，融入小城镇挑战不大，更能实现双赢。
马东平所说的第四条腿和第五条腿，则是实行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的管理体系和对农民工进行就业培训，以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技能，提高农民工的市民转化率。
城镇化，政府迈出实质性步伐
城镇化作为拉动内需的一个新引擎，当前已提到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今年的全省两会上，省长刘伟平向全省人民承诺：“农民进城落户后保留其原有土地承包权”。这项承诺，可谓解决了很多农民的后顾之忧。省政府还决定，今年在全省15个县和30个基础条件较好的建制镇开展统筹就医、就学、养老、低保、保障性住房等社会保障的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城镇化，政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记者了解到，与城镇化工作关联度较高的一些省直部门也积极推出了一些政策、措施。
省公安厅提出：拟将131万暂住人口中暂住2年以上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优先转移为城镇人口。农业转移人口是否落户城镇，将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充分尊重群众自主定居的意愿，群众要不要进城、进哪个城、何时进城，都要让群众自主选择，不能把农业转移人口“拉进城”、“被落户”，不搞指标、不搞运动。
省住建厅提出：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合理制定户改政策，优先解决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并把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住房问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统筹解决，给予和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保障。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后，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可享受城镇保障住房相关政策。
省人社厅提出，除了加大对农民工技能方面的培训外，研究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管理问题，计划将我省先后开展的村干部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等三项制度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个人账户，统一计发标准，提高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水平。
这些利好消息的出台，不管是对城镇化建设较好的嘉峪关、金昌，还是城镇化率较低的甘南、临夏来说，都将是一次新的契机，而对全省的新型城镇化工作来说，无疑也是破冰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