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运于1月16日拉开帷幕，持续至2月24日共40天。预计客运量将达到36.23亿人次，比2013年增加2亿人次。民工流、探亲流、学生流……短短几十天，30多亿人次奔波在路上，几乎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短，中国的春运，绝对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大迁徙，同时，也是每年考验中国交通运输部门的大难题。
不能因“一票难求”就盲目扩大运力
由于火车的性价比较高，受天气因素影响小，往往成为旅客首选。随着我国铁路事业的迅猛发展，尤其是高速铁路网的修建，我国铁路的客运承载能力得以大幅提升，但从总体上来说，目前我国的铁路运力仍然短缺，这是造成春运压力巨大的硬伤。
我们必须看到，交通运输部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确实在一直在努力。比如，春运期间增开临时列车，延长运行时间；加大对倒卖车票、“甩客”“倒客”“宰客”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打击力度；在增加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的同时，增加网上售票、团体预售往返票等多种售票方式，方便旅客购票返乡。但是面对日益增加的流动规模，在运力没有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这样的措施依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交通参与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路修的更长、更宽一些，车造的更多一些，车速更快一些。但是，如果将运输设施建设到春运期间能为每位乘客提供舒适、体面环境的水平，那么，势必会造成运力在剩下的300多天里被大量闲置。显然，盲目提高运力的做法并不可取。
另外，尽管我国近年来的交通设施建设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春运难”的问题依然无法有效解决。以铁路建设为例，尽管铁路建设飞速发展，但增长快的是动车和高铁，线路增加也仅限于发达城市之间，普通列车几乎没有增加。由于春运的主体多为来自边远地区的民工，因此，“春运难”的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面对春运难题还要换个角度来寻找解决的方法。
人口大迁徙中的“半城镇化”现状
春节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传统节日，相比之下，“春运”不过是30多年来的新现象。
1981年，春运两个月运送旅客1.21亿人次。此后，“春运”便成为了每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关键词，而春运的客流，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持续走高。1994年，春运期间的全国客运量超过10亿人次，2006年这个数字突破20亿，2012年突破30亿，预计2014春运年将超过36亿。
春运可谓当今世界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近两年，我国春运旅客总量都在30亿人次以上，几乎相当于要在40天内把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放在哪个国家，这都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春节期间，我国各大城市纷纷上演“空城计”，平日宁静的乡村却迎来难得的热闹。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暂时性流动，成为无数中国老人一年中最期盼的幸福时光。
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徙折射出我国目前“半城镇化”的现状。这个“半”字在农民工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来，几亿农民工生存现状可谓是一半在城市、一半在农村：维持生计的工作在城市，生活依存的基础在农村；家庭成员的一半（丈夫妻子）在城市，另一半（老人未成年孩子）在农村；不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一半（小学）在城市，另一半则被迫滞留农村；社会保险在城市，医疗养老则在农村。
这种“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不胜枚举。大量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数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而这些非户籍人口成了春运客流的主力军。
由此，解决春运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速城镇化进程，减少短期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缓解“春运难”
2013年底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突出特色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以经济转型升级、扩大内需、提高农民幸福指数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都将“以人为本、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贯穿其间，努力实现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城市化，农民生产生活现代化，农业丰产稳产常态化。让三农问题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和突破口，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必将会留住很多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投身家乡发展，引来更多的大学生毕业生回乡创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入到农业产业化。
发展中的问题，就要靠发展来解决。“春运难”与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而城镇化，则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因此，只有继续稳妥扎实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让更多的人能在安家的地方工作，在工作的地方安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春运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