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
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根据有关数据，约85%的人口居住在城镇里。澳城镇化大多按“蔓延式”发展模式。被称为澳“城市的心脏”的悉尼城始建于1842年，其地界在随后的岁月里虽几经变化，但占地面积约只为11.65平方公里，也即所谓的“中心商业区”的所在。而围绕着“市中心”的则是众多的郊区卫星城。人们如今称为“大悉尼”的城区，占地面积则达到1687平方公里；悉尼统计局用来进行人口统计的非正式的大城区的面积更达到12145平方公里。有关数字也显示，悉尼西部的郊区地界已由早先的50公里延至120多公里处。
根据此间分析，澳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蔓延式”模式也导致了许多突出的问题。首先，人口的快速聚集和膨胀使城镇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城镇化需要有包括类似高质量的住房、交通设施、道路、学校、医院和警察和消防服务等便利设施，来保持人们的高质量生活。同时，也需要有社区中心、公园和体育场所等保持人们社会联系社会基础建设服务。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城镇化以来，澳城市就处于不断“追赶”膨胀的人口的需要之中。尽管如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仍“无可奈何地”处于“滞后”状态。近些年来悉尼交通拥堵现象日益严重便是一个例子。
其次，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蔓延式”扩展城镇规模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地域空间来满足人们的住房建设和产业发展用地，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剧减。澳城镇化主要是在占澳总面积不到1%的沿海地带进行的，而这总共约8000平方公里的区域，也是澳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或生长地域有限的植物群落的分布区。如昆士兰州西南部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城镇化发展和“低密度的乡村居住建设模式”，就导致了当地成片的未开垦森林地带被分隔成马赛克状，一些本地植物种类出现消失、衰退甚至灭绝现象，而外来品种则大肆繁衍。这些变化进而将影响到当地水、土的构造乃至营养成分。
再次，“蔓延式”发展不仅导致了与基础设施建设、垃圾处理、自然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相关的经济和环境成本的增加，也容易使原来的城镇区域出现“衰退”，造成极大的浪费。这也即是城镇化过程中被称为“城市的增长和衰退”的恶性发展。人口学家常常使用“生态足迹”模式来评估人口对其周边环境的影响，预测一个城市所需的土地面积、能源、食物、水、自然资源消耗和处理废物垃圾所需的空间。“生态足迹”越高，其可持续性越低。根据2008年的有关数字，澳人口的“生态足迹”在世界上居偏高的位子，为7.8公顷，是全球平均数2.7全球公顷的2.8倍，这意味着澳城镇的能源消耗模式的可持续性较低。而据2005年的一份研究称，如果保持现有人口增长势头，到2031年，新南威尔士州的人口“生态足迹”将覆盖到全州95%的面积。
最后，远离“城市中心”的区域容易因“被忽视”而出现“孤独感”。相应地，由于不能充分享有城市的好处，也会加剧“平等缺乏”，成为问题多发区。据报道，悉尼西郊是摩托车党活跃的一个区域，贩毒吸毒和洗钱等活动较为严重，经常发生枪击、暴力事件。
根据有关报道，为应对城市衰退的挑战，澳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一些相关住房和规划政策，以防止人口过度向远郊扩散，突出使原先的城区建筑、道路和公共场所恢复活力，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城镇的这些服务，降低基础设施浪费和不平等感等问题。然而，澳应对城镇化带来的挑战，依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