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把城镇化作为提振经济的工具来看待，很容易忽略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偏离城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提高城镇化比例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农村变成城镇，把所有的农民都变成城市人。城市不是越大越好，城市太大，不仅资源难以承受，也会降低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工作，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达52.57%。这对一个长期以来的农业大国来说，是个巨大变化。
然而，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新增城镇人口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约为35%。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首先要解决好四方面认识问题。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城镇是工业化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不能简单地作为应对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推动，更不能当做保持投资规模、振兴经济的工具看待。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当时就有一种观点叫做“堤外损失堤内补”，即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损失来提振经济。扩大内需本身并没有问题，国内消费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但只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应对经济衰退的工具来推动，就可能违反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有预期的效果。
城镇建设确实可以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据测算，2003～2008年，中国平均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的同时，约产生了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农民变市民后，需求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吃、住、行等各领域对经济都有巨大的拉动。现在，一些地方看到了这个“好处”，于是出现了建大规模的农民城，将城镇化理解为建城造市，不顾自身经济实力大搞造城运动等。
城镇化绝不是把村庄改造成城市，而是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迁移，是资源要素集聚和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城镇化。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性。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口的集聚和城镇化，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拉动和促进作用。
所以，城镇化的推进与经济发展的程度要匹配。城镇化如果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会由于缺少产业支撑出现空心化，其结果必然是人去楼空一身债。墨西哥和巴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镇化率就超过了50%，但由于产业发展跟不上，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就业困难、城市配套公共服务严重不足、贫民窟涌现等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些教训，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和城镇化发展的规律，切不可一哄而起，运动式的城镇化建设是要不得的。
基础是农业现代化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要解决好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不可动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批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但也有相当部分是放弃农田进城改善生活，虽然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脏、累”活，也没有被城市接纳为市民，但也比在农村的收入高、生活强。
还有一些农村，壮劳力都进城了，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形成了“空巢村、老人村”，也造成部分农田的撂荒。一些二代农民工从小生活在城市，他们完全没有务农的技能，也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将来谁来种地，谁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现象都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所以，要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城镇化要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推动。工业化发展直接带动了城镇化，同时城镇化也离不开现代农业的发展。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会极大提高农业生产率，为城镇提供农业产品，同时也使大量农业人口有条件脱离农业转移至工业和服务业，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直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才会完成。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