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把“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提出走中古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大力发展智慧城市的积极信号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 全面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途径。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称之为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它对城市的产业升级、变革会有哪些影响？面对发展契机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和把握？作为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观察者、思考者和推动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物联网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组长的邬贺铨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观点。
记者： “智慧城市”风生水起,我们应如何深刻理解“智慧城市”这一概念？
邬贺铨： “智慧城市”目前还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权威定义,应该说，它提出了一个城市发展的愿景。这一愿景,跟我们之前提及过的“无线城市”、“数字城市”、“智能城市”等相似之处是重视了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作用。当然,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一信息基础设施还远远不够。智慧城市更强调用这些信息基础设施服务于我们的城市，支撑我们的政府管理、城市里的企业经营以及服务于城市里老百姓的生活，达到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更美好,这就是智慧城市的目的。
欧盟提出智慧城市不仅仅聚焦在城市的建设、政府服务,还需要扩展到创新环境、市民的参与、节能环保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即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而智慧城市涉及到信息化、工业化,智慧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另外，中国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智慧城市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四化同步的重要体现，可以说智慧城市在中国被赋予了更为现实的意义。
记者：您刚刚提到欧盟提及的智慧城市更为全面,请问欧盟是怎样定义智慧城市的呢？
邬贺铨：欧盟关于智慧城市有这么几项标准：
第一,经济方面。就是说，城市的智慧化程度体现在本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比如是否有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等。
第二,设施方面。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信息系统、供水供电等设施,是否能支撑这个城市的发展。
第三,环境方面。城市的环境如果被污染了,老百姓还担心PM2.5，怎么谈智慧呢？我们应该关心的是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资源管理。
第四,治理方面,即城市管理能力。这不单纯是指政府的治理，还包括广大市民的参与程度,要看这个政府的管理是不是民主的、透明的,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
第五,社会方面。即开放性、包容性、参与性和凝聚力,还有公共及社会服务能力。
最后一点,生活方面。包括住房、保健、教育、旅游、文化以及安全感,这都是老百姓所关心的方方面面,真正做到“住有所居、学有所教、老有所靠、病有所医”。
记者：您怎么看欧盟标准和我们自身标准间的关联？
邬贺铨：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的新提法,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难看出，以上布局与欧盟标准的目标大体是一致的。并且这个目标跟我们党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方向也是一样的。只是，较之小康社会，智慧城市提出的期待值更高一些。
其实，大城市实现智慧城市是不容易的,小城市相对容易——国外的智慧城市基本上是从小城市或者是城市里的小区起步的。我认为,中国的众多大城市恐怕在2020年都不一定能实现智慧城市。但是，我们强调的是：这一实现即便很难,我们还是得引导管理者、市民参与关心这个城市的建设。
记者：目前我们在建设智慧城市方面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存在怎样的问题？
邬贺铨：我们目前更多的关注是硬的方面,对于软的方面,比如治理、参与、管理等,还远远不够。不少城市都建设各类数据库、云中心等,更多的是抓基础设施。智慧城市从基础设施起步建设没有问题,但是停留在这些方面是不够的。我常常说：老百姓感受的智慧才是真的智慧。
其次，智慧城市不能千城一面。每个城市的特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等，都是不一样的——这需要因地制宜,明确需求。智慧城市的建设是长期的过程，需要制定规划，分步实施。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学习国外的经验,但不能照搬。我国有不少城市请外国公司帮助做智慧城市的规划,但是坦率地讲,国外没有任何一个智慧城市的试点情况跟中国是一样的，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上得了天、下不了地”,结合国情市情尤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