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多年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城镇建设“重表象轻实质、重地上轻地下、重建设轻运维、重视觉轻实用、重短期轻长远”一直是被广为诟病的现象，其本质上是忽略了人的需求。至少在以下几个理念方面，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值得大陆地区的城市对比和借鉴。
一是安全、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台北市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是，生活非常便利，出门很方便就能满足日常生活的吃饭、购物等消费，这主要得益于其较高的人口密度，几个核心老城区都达到了每平方公里2万多人。因为市民对日常生活类小商品的需求受制于购买路程，在辐射范围内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消费者支撑，商店经营会亏本。
大陆地区的绝大多数城市，旧城人口密度也不低，生活也普遍比较便利，但是在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过程中，很多城市领导雄心勃勃、目标远大，为了吸引心目中的高端人群，把城市框架拉得很大，高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建设高端楼盘，但结果却是很多地方因密度太低，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维护已给地方财政带来极大压力，更加不要说支撑起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导致生活极为不方便，最后房子很难卖出去，即便卖出去了，买了房的市民也迟迟不愿入住，新城沦为“空城”“鬼城”。
我们在旧城改造或新城建设中，应客观、科学分析未来的人口需求，在建筑安全、消防安全、居住舒适、生态环保的大前提下，尽可能提高人口的密度，这样不但能支撑日常小商品店的运营，让生活更便利，另外人的密度高了，人与人的距离就拉近了，在所有的人际交流、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方面，都能节省时间成本，省出来的是巨大的社会整体经济效应。
二是交通建设、管理方面的“以人为本”。交通拥堵是“大城市病”的核心病症之一，台北市过去也实施“以公路导向为主、行车效率最大化”的交通规划，长期忽略人行环境，导致行人安全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北萌芽“人本交通”概念，并逐渐蔚为风潮。
他们提出新的交通愿景：以捷运为骨干，公车为面，步行、自行车、市民小巴与出租车为最后一公里。在步行方面，重点加强对良好人行环境的营造；鼓励自行车出行，推动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示范计划；鼓励乘公交车出行，设立公交车专用车道，公共交通换乘可以刷卡优惠，在远离市区的高铁站设置公交免费接驳换乘等；对私人运输工具的使用限制非常严格。另外，台北市道路普遍较窄，大多为双向四车道甚至两车道，而且高架、跨区的双层快速路很常见，有效分流跨区的机动车流。
这些注重细节的措施，优化了整个台北市的交通，提高了交通出行的安全、便利和效率。
三是注重对公共空间的优化和挖潜再利用。台北市土地面积有限，全市才271.8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达到9949人/平方公里，市区可利用土地非常稀少，因此，对现有空间的再挖潜就成了现实的选择。可以列举挺多相关的案例，比如在高架桥下建置篮球场等体育设施等。
类似的智慧理念，还体现在台湾地区城市其他诸多方面的细节中。正是因为对“以人为本”的一贯态度，当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起来后，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来更好地为人的智慧生活服务。我们很多城市应首先在观念上改变长期以来热衷“以物为本”的倾向，转向“以人为本”。
2.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角色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智慧城市建设同样要遵循，各城市政府应避免过去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盲目追逐，明确自身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角色。
现阶段，我国的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在全世界而言都处于领先水平，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环境、主体积极性、技术支撑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好的条件，如果各城市严格依照国家政策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将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方面，应以市民的需求为核心导向，牢牢把握国家新型城镇规划中提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六大方向，在通盘考虑和总体规划的前提下，通过政企合作、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等方式，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和资本参与到政府的智慧行政、基础设施智慧化、公共服务智慧化当中，杜绝政府自身建设的低效和浪费。同时，要打通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对接渠道，积极实施数据共享、功能对接，至少要协调好各部门的职能，避免建设过程中的重复、打架等现象。
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应用不但已经在传统的商业领域风生水起，也正在逐步进入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例如移动支付水电煤气费、移动打车、互联网金融、移动在线医疗和移动在线教育等。在新技术的创新突破下，市民的需求得到更多样化的满足，长期以来这些领域改革面临重重困难的局面似乎“柳暗花明又一村”。应按照中央高层“改革、创新”的精神，顺应新形势，鼓励和支持有利于资源更高效利用、有利于提高市民生活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做好监督和规范，预防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也要确保信息安全。
3.发挥社会组织的促进作用，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充分培育、引导、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鼓励、支持社会组织通过举办展览、博览会、论坛、交流会、考察等交流活动，宣传推广智慧城市领域先进的理念、产品和服务，促成政府、企业、专家学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话，加快形成建设指挥城市的社会共识和合力。
国内外经验交流与务实合作十分必要。国内不少城市探索出了一些智慧城市建设的好经验，比如广州市番禺区的“四个民生”工程、武汉市市民之家、台湾地区的智慧城市项目，都具有推广的价值。另外，台湾地区相对过剩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和大陆地区紧张的医疗教育资源之间有着深入合作的巨大空间。国外方面，日本的柏之叶智慧新城、丰田市智能社区都在探索以节能减排、低碳为基本目标的智慧城市，打造出较为成功的样板；欧洲各国也在积极探索，比如德国的工业4.0等。中日、中欧间，不但可以在智慧城市的理念上相互借鉴，在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市场上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