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维持秩序为目标的中央控制式复杂技术系统而言，新加坡是最佳实施场所。如果社会稳定意味着要接受更多的监控和大数据扫描，新加坡人似乎很乐意做交换。在新加坡，人们普遍觉得如果你不是犯罪分子或者反政府者，就不用担心什么。从拍下警察在警车内睡觉并上传推特的愤怒市民到挑战执政党理念的反对派博客，新加坡的领导人也无法逃脱民众的监控。
美国的网络监控引起全世界对“大数据”的警惕，而新加坡却另辟蹊径，展开一场实验，希望在保护国家安全之外，还能借助“大数据”打造更加和谐的社会。
2012年10月，新加坡国防部长PeterHo参观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该局以“出品”M16步枪、隐形飞机技术和互联网闻名。不过，H o此行不是为了军备，而是为了会见已退役的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Poindexter)，此人曾任里根的安全顾问，当时是D A R PA一位高级项目主管。H o听说他正主持着一个新奇的实验：搜集大量电子信息，从中鉴别可疑活动——主要是恐袭。
从TIA到RAHS
在维吉尼亚办公室的白板上，波因德克斯特一番描画，向Ho介绍了自己构思的TIA系统(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意为“全面信息认知”)。该系统融合各类电子信息———包括电邮、电话、网络搜索记录、航空和酒店信息、信用卡交易信息、医疗记录，再根据预设的检测模式，寻找恐袭的蛛丝马迹。其理念是未雨绸缪，发现恐袭于策划阶段，及时通知司法及情报机构介入。
这个系统让Ho折服，“它可以将大量数据联系起来，实现大海捞针的目标。”他想知道这个尚未在美国部署的系统能否用于新加坡———就在10天前，恐怖分子在印尼巴厘岛袭击了酒吧、夜总会和美领馆，导致202人丧生，东南亚各国都惶然如惊弓之鸟。
带着灵感，Ho回到了新加坡。四个月后，机会到来：非典疫情暴发，新加坡有33人死亡，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新加坡政府利用波因德克斯特的设计，迅速建立了风险评估与环向扫描系统(RAHS)，防止恐袭和“非常规打击”。新加坡官员纷纷就“大数据服务国防”一事发表演讲，接受访谈。
与此同时，在美国，TIA成为争议话题。波因德克斯特与Ho会面后仅几周，记者就报道说，五角大楼出钱资助挖掘公众隐私的研究。一些国会议员和民权活动者呼吁关闭T IA，并获得成功。但TIA的关闭仅仅是名义上的———2003年末，一些赞同波因德克斯特理念的议员暗地运作，把TIA分成几个小的秘密项目，顶着新的代号，在国家安全局(NSA )主持下继续进行，瞒着美国民众，搜集他们的信息，进行恐袭分析，2013年，NSA前雇员斯诺登披露了该计划的详细内容，在美国引发了40多年来最激烈的关于安全和隐私问题的讨论。
这一番吵闹让美国许多现任和前任官员将新加坡视为样板：即如果没有隐私法和自由传统的干扰，他们将铸就怎样的情报机器。2003年波因德克斯特离开DARPA后成为新加坡RAHS系统顾问，很多美国情报人员也跑到新加坡对该项目进行第一手研究。令他们着迷的不仅是新加坡式的监控，还有这里民主与家长式混合的制度：政府通过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住房、教育、安全)，换得民众的顺从。这是一个充满法律与秩序的社会。
非典暴发成为引子
成立两年后，RAHS的发展超出波因德克斯特的想像。新加坡不只将它用于窃听和找炸弹，搞采购、做预算、经济预测、移民政策发布、房地产市场研究、教育方案设计———各部门都用上了大数据分析。他们还留意分析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的帖子，评估“国民情绪”———他们对政府社会计划的反应、可能出现的骚动。换句话说，新加坡已成为一个实验室，它不仅想看看大规模监控和数据分析能否阻止恐袭，还想知道是否能用技术打造更和谐的社会。
对以维持秩序为目标的中央控制式复杂技术系统而言，新加坡是最佳实施场所。在这个由工程师和技术官僚管理的国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新加坡数百万公民、居留者(包括华裔、印度裔、马来裔)以及100多万外来劳工一直生活在和谐与动荡的边缘，随时可能出问题。“新加坡是个小国”———几乎每个新加坡人都会对来访者说起这句话。自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它就充满了紧张感，怕被强大的邻国欺负，担忧本土资源短缺，害怕淡水供应过于依赖马来西亚。“新加坡本来不应存在，它是个创造出来的国家。”一名新加坡高级官员最近对我说。
但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新加坡取得了巨大成功。2012年一份报告以人均GDP排位，将它列为世界最富裕国家；新加坡港口吞吐着全球20%的海运集装箱和一半原油运输船，它的机场是东南亚空运中枢，数千家公司将其亚部总部设在新加坡。这样的崛起速度堪称空前，但新加坡发展得越快，新加坡人就越是害怕失去，源自中文 的“kiasu”(怕输)一词传神地体现了这种心理。
非典的暴发之所以能为RAHS打开大门，原因正在于此。2003年2月末到7月，病毒在新加坡肆虐。官方调查后发现，是5位“超级传播者”造就了该国238个病例，如果政府早点发现这些人，就可以阻遏病毒的传播。
病毒发现两周后，新加坡卫生部门成立一个工作组，采取了非常应对措施。但他们对病毒的传播方式所知甚少，到四月中，到访游客进一步减少，酒店入住率直线下降，商店、餐馆、出租车司机收入锐减，失业率不断攀升。官方将2003年经济预测从2.5%调到0 .5%，最终研究表明，与之前一年同期相比，经济收缩了4.2%。这让新加坡人意识到，小小的病毒仅用几个月时间就能危及他们国家的繁荣。
病毒退场后几个月，Ho及同事利用TIA理念进行了一次演练，看能否预测出疫情，结果相当鼓舞人心：如果之前部署了大数据分析系统，新加坡可能会在病毒抵岸前两个月便捕捉到疫情暴发迹象。比如非典来临前，已经有报告说中国出现了难以解释的肺部感染患者。类似的线索集中到一起，便会引起警觉。
一年之后，RAHS投入运行。它搜集并筛查大量数据，加以分析，创建模型，预测可能出现的事件，并在新加坡政府机构内分享。任何部门只要觉得信息有用就可以保存下来，以便进行针对性的关注或决定何时深挖。
广为接受的监控
主管RAHS的官员对该系统到底监控哪些数据守口如瓶，他们承认其中相当一部分信息来自公开渠道，如新闻报道、博客、脸书和推特。但RAHS不必只依赖公开信息和大部分政府搜集的那些情报，在新加坡，对居民和访客进行电子监控普遍存在，而且被广泛接受。
监控始于每个家庭。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我，除了商业和企业通讯，新加坡所有网络流都经过滤。主要有两类内容受到控制：色情网页和种族主义言论。大约有100个以性内容为招徕的网站公开被禁，名单是国家秘密，但普遍认为其中包括《花花公子》和《好色客》的网站以及标题里含有性词汇的网站(一个新加坡人告诉我，想找色情内容其实挺容易，只要网址里没有明显的性词汇就行了)。其他网站———包括外国媒体、社交网站和博客———都对新加坡人开放。但如果你发布法律认为违规或有煽动性的帖子和文章，警察可能就要来敲门了。曾有新加坡人因为在网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被控触犯《煽动法》，但官员并不认为这是审查。他们说，仇恨言论可能破坏该国多种族文化组成，因此威胁到国家安全。新加坡官员强调，公民可以自由批评政府。事实上，本年度新加坡畅销书之一《艰难抉择：挑战新加坡式审查》就是抨击政府的，书中指出1959年起一直掌权的人民行动党故意制造“新加坡距毁灭只有一步之遥”这样的危言，以便把大众变成顺民，巩固该党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