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家层面的扶持，中国移动以及华为、中兴、大唐等国内运营商及设备厂商同样非常重视对5G关键技术的前瞻性研究，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前期的研发，我国企业已经在重点技术领域如新型网络架构、大带宽小蜂窝、大规模天线系统、全双工、非正交接入等新空口技术研究中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奠定了我国5G研发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二）我国发展5G面临机遇和挑战
一是5G候选频段的提出至关重要。首先，适合于移动通信的频谱资源已经非常稀缺；其次，5G候选频段的提出还需要兼顾国际频率协调以及5G产业化后的规模效应。二是5G时代必须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尽管我国在3G、4G时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产业角度来看，我国的移动芯片领域，尤其是基带芯片仍然受制于人，制约了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的发展。三是需要在“自主研发”和“开放合作”中找到平衡。从3G、4G的发展来看，光有主导的标准还不够，如果不能将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融入到国际主流标准中，那么后续产业的“走出去”进程将遭受强大阻力。四是如何充分利用原有产业基础，发挥协同作用，实现在5G时代技术—标准—产业的整体性突破。
加大5G推进工作力度 积极应对挑战
在推进5G研发的同时，必须重视产业的提前布局，尤其是对于我国移动通信产业链中薄弱的环节。
（一）加大5G候选频段研究力度
移动通信的发展离不开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支撑，其频谱需求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4G时代，频谱资源的稀缺问题已经凸显，5G时代的频谱资源供给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因此，部分发达国家在其移动通信发展的过程中，均从国家层面对未来移动通信发展的短、中、长期的频谱需求进行了评估和预测，为本国频谱策略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不仅如此，在国际电信标准领域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ITU也将2015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5）的首要议题（1.1议题）定为“审议为作为主要业务的移动业务做出附加频谱划分，并确定国际移动通信（IMT）的附加频段及相关规则条款，以促进地面移动宽带应用的发展”。
WRC-15相关议题的国内研究小组已经对我国2020年的移动通信频谱需求进行了预测，其值为1490~1810MHz。目前，IMT潜在候选频段主要包括3300~3400MHz、3400~3600MHz、4400~4500MHz和4800~4990MHz等。因此，短期内IMT将重点考虑6GHz以下潜在候选频段，而在面向WRC-19时将考虑6GHz以上高频段。
在低于6GHz的5G候选频段中，对于已经分配给运营商使用的IMT频段，应该统筹规划，可以通过频谱重整（Refarming），为5G的发展释放出更多的频谱资源；对于已经划分给IMT但国内尚未规划使用的频段，例如700MHz、3.5GHz等，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将相关频段纳入到IMT频率的整体规划中来；对于WRC-15可能划分给IMT的频段，需要尽量争取，为5G的发展谋求更多的频率资源。在高于6GHz 的5G候选频段中，特别是毫米波，必须先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际测量，对其在移动通信中使用的可行性进行验证，同时还应考虑高频段使用后与当前系统的兼容性以及我国现行的频率管理政策，审慎给出建议。
（二）集中力量突破5G潜在关键技术
尽管目前对于5G标准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一些潜在的关键技术已经成为国际上大多数权威组织的共识，也是移动通信研究的热点。一是超密集异构网络部署。在移动数据流量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下，超密集异构网络部署将成为现有移动通信网络面对移动数据业务挑战的一种有效解决方案。通过超密集异构部署，可以直观有效地提升网络容量，因此也成了国际上研究的重点对象。当前该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未来5G 网络中还有一些未突破的研究内容，首先是密集多小区场景中基于干扰协调的干扰消除方法；其次是密集多小区场景中能量与频谱高效协作的波束成形方法。
二是D2D（device to device）通信。目前，随着移动社交、近距离数据分享等应用的高度普及，近距离数据通信的使用频率和业务量逐渐增大。但是，传统的蜂窝系统在近距离通信业务中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在面对不同业务时，很难达到实时性和可靠性方面的高要求。而D2D 通信有助于无线数据流量的大幅提升、改善功率效率以及增强实时性和可靠性，能够对现有蜂窝通信系统起到非常好的支持和补充作用。未来5G网络中D2D通信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无线频谱资源管理、干扰抑制等。
三是大规模MIMO（Massive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MIMO 可以在不增加带宽或总发送功率耗损的情况下大幅增加系统的吞吐量及传送距离，该技术在近几年受到关注。现有 4G 网络的 8 端口多用户MIMO 不能满足频谱效率和能量效率的数量级提升需求，而大规模 MIMO 系统可以显著提高频谱效率和能量效率。
除此之外，还有毫米波通信、新型多址接入技术、多技术载波融合等关键技术。集中力量突破5G潜在关键技术，力求掌握更多的知识产权，进而推动我国5G通信设备和终端形成产业规模，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
（三）坚持标准制定与产业“走出去”相结合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作为信息化领域排头兵的移动通信技术，更是呈现出各国间高度渗透和交互的态势。众所周知，我国移动通信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底子薄。从1G到4G时代，我国移动通信经历了旁观、跟随、追赶、并驾齐驱四个阶段。一方面，在短短的20多年里，我国移动通信领域的技术、标准、硬件制造都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另一方面，从产业角度来看，我国主导的TDD制式标准虽然在国内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相比FDD制式标准，TDD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不容乐观。从3G、4G技术标准制定和产业推广实践来看，只有主导的标准成为国际主流才能真正使我国移动通信产业“走出去”，进而在国际市场实现主导技术标准的更大价值。因此，在5G研发进程中重视自主创新的同时，同样也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最终促成5G技术标准的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一是要理顺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外因，自主创新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内因，内因是发展的决定因素，要坚定支持自主研发不动摇。二是要积极做好专利储备工作。拥有强大的专利储备，不仅能够帮助我国移动通信产业链各方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主动位置，更能够防御来自外国企业的“攻击”。尤其是目前世界各地区对形成统一的5G标准有着强烈的共识，如果未来5G标准统一，那么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的高质量专利，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绝对的产业话语权。三是要加大5G研发的开放性。利用IMT-2020（5G）推进组，与国际相关标准化机构（3GPP、IEEE等），5G Forum、5G PPP、20B AH等国外5G研究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流活动，共同参与并推动5G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
（四）促进产业链各方协同发展形成合力
抢占5G研发的制高点，其最终目的是让我国未来的5G产业发展能够取得先机。技术的创新研发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但是要使技术应用产生规模化效应，必然需要相关产业链各方的参与和支持。在推进我国5G研发的进程中，一是要依托IMT-2020（5G）推进组为平台整合国内产业力量。推进组包括了我国主要的电信运营商、设备终端制造商、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等机构，汇聚了我国移动通信业产学研用的主体力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的5G研发及应用产业体系，加强平台中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从而能够有效加快5G的研发进度。二是尽早开展5G产业化布局。从我国3G和4G的技术研发、标准争夺到最后的产业化进程来看，在标准争夺后更加需要关注的是产业之争。移动通信产业链涉及相关行业众多，结构比较复杂，包含运营、系统设备制造、测试设备制造、终端制造、网络优化、网络管理等多个硬件、软件及服务提供诸多参与主体，产业链各方的协同对于整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推进5G研发的同时，必须重视产业的提前布局，尤其是对于我国移动通信产业链中薄弱的环节，例如基带芯片领域，一定要强化政府引导、加大研发力度，争取在5G时代实现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全产业链均衡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