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家从更高层面明确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制度设计，但考虑到各地方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复杂的现实状况，在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各地方版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体路径将更具观察意义。
6月9日，“天府峰会2014”在成都举行，与会经济学家认为，“过去低成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已经过去”，新的模式在形成过程中需要在克服包括“公共服务提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等多项改革难题的同时，还要减弱房地产对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为新型城镇化找到内生增长动力。
作为西南重镇，四川省的新型城镇化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专家认为，结合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四川正处于一个承接产业转移的“窗口期”，新型城镇化也处于关键阶段，多项经济数据有喜有忧，川版路径还需爬坡过坎。
方向：
低成本模式一去不返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城镇化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基础之上的话 ，那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换挡升级的深度调整轨道中，要素价格的提升让这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成本低，可以使企业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城市城镇可以获得更多收入，最后导致城市建设迅速加快，这在世界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分析指出，“但现在我们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低了，高于东南亚国家2倍以上”。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劳动力对工资的渴求已经是各地面临的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获取低价土地已经成为城市政府征用土地的巨大负担，特别是政府债务的集聚，卖地模式也已经走到末路。
在李铁看来，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是挤压服务业发展空间，阻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城乡差距扩大、区域差距拉大和农村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已经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7%，相当于7.3亿人口纳入城镇化进程，每年有2700万人进入城市。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2%，中部地区48%，西部地区44.5%，作为大西南和东部地区还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
这意味着，如果未来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中西部和东部有18年的差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鸿沟”。
现状：
四川城镇化建设有喜有忧
作为西南经济重镇，四川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处于调整的轨道当中，其中表现出来的特点既与国家大环境相契合，也与自身经济转型相呼应。专家表示，“四川有望在大西南地区走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是决定四川城镇化发展阶段的重要因素。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刘云中看来，“三十年四川产业走了一个轮回，省内的集中趋势，外省人口的增加，净迁移指数的下降，吸引力增强，促使城市人口增速加快”。
刘云中所说的“产业轮回”，其参照指标包括制造业占比、消费品行业转移、资本品的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人口流动模式等几个指标。
在上述指标中，出现的积极变化有：制造业占比方面，以2007年为节点，伴随东西部产业转移，四川制造业比重缓慢回升；消费品行业方面，作为曾经的消费品制造省份，在经历将近十年的衰落后，从2007年开始企稳并确立中期上升趋势。
其中最为积极的是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化，以2010年为标志，四川省内跨县流动大幅度上升，作为人口流出的大省，近几年四川人口流出的指数在逐渐减少。“成都平原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人口增长几乎是全国最快的地方”，“这说明四川的集化效应正在变得非常强”。
在以上几个指标中，仍有待改观的则是资本品制造业，在刘云中看来，其并没有回到一个非常好的水平上，“但上升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
未来：
两方面因素制约需破解
长期以来，四川城镇化建设一直面临着内外部“双向不均衡”的局面：就全国来看，虽然四川的城镇化水平领先甘肃、云南等西南省份，但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明显；内部来看，不同地市州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最高的成都和最低的甘孜州差距甚至超过40%以上。
在四川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晓刚看来，要改变这种双向不均的局面，四川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必须做到“城市和产业互动发展”，做到“产城一体”而不是简单的“产城一起”。
但问题显然不会这么简单，王晓刚表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四川建设新型城镇化必须要努力破解的难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已到非改不可的程度”；二是，鉴于四川外出务工人员逐渐回流养老，国家应该参照其为东部地区所做的贡献，加大对四川等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支持力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较为突出的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王晓刚建议，“不按户籍人口来配置资源，应该按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因为“如果一座城市有巨量的常住人口，但不按常住人口来配置资源，那肯定资源是短缺的”；相反，“而有一些农村既然常住人口已经减少了很多了，户籍人口数量很大，那如果按户籍人口来配置，那么很可能就造成资源的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