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创造供给，城市创造需求；农业社会人们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工业社会人与人聚集在一起；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工业社会分工明确。
伴随着产业的狂飙突进，人与土地的脐带被切断，人聚在一起，城市应运而生，它又为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提供职业、方便其生活。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行情 专区)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看来，21世纪有两件大事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一件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另一件便是中国的城市化。
正因为城市因人而生，所以，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并不是城市的核心，人，才是城市的核心。也正因如此，城市化到城镇化，一字之差，彰显出本轮城镇化的特点：不单纯追求规模，不盲目崇拜数字，更注重农村向小城镇的产业升级，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
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统计公报显示，我国2013年城镇化率为53.73%，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更遑论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这其中有超过10%是“半拉子”的城镇化。
在本届政府将新型城镇化作为重塑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之时，各地面临着不同的纠结和困惑。山东的难题在于：尽管经济总量长期位居全国前三甲，但城镇化水平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一个经济大省内，也不乏一些城镇化试验较为成功的样本，或依托产业引进，或得益于民营经济，这些样本城镇，在各自寻找着城镇化的求解方式。
产城一体化：自觉性VS规划性
城镇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自发形成的。从经济学上说，城镇自发形成的内在机理在于城镇的核心是“市”，而非“城”，城镇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市”，先有“市”，再有“城”。实际上，在城镇化过程中最难解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社会保障上的各项投入，都离不开资金。产业，是带来资金和财富的法门，也是城镇化的先决条件。
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大体便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径由农村变为城镇，又向着小城市逐步进化。现在的李哥庄镇，街道干净整齐，楼房美观宜居，俨然一个安逸的小城市，走在这里，人们或许不会想到，在改革开放之前，这里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靠着大沽河的滋养，人们种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所谓的第二产业，也就仅限于稻草加工。
先有产业推动，进而形成城市，这是在珠三角、江浙一带较为普遍的现象。依托发达的民营经济，将农业人口转移出来，非农就业，是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李哥庄镇的做法大体一致。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引进第一家生产发渣制品的外资企业以来，李哥庄镇一直遵循着通过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的路径，这个小镇集聚的200余家制帽企业以及发制品等其他相关企业支撑起它“中国制帽之乡”的美誉，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也聚集对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人气。目前，全镇75平方公里，总人口10万人，有50%是外来人口，而镇建成区面积仅13平方公里，聚集了人口6.5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65%。
尽管产业支撑城市发展是各地的共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的做法却不尽相同，如果说李哥庄镇这种“自觉性”的城镇化得益于当地民营经济自然而然的带动，那么胶州市铺集镇和莱西市的姜山镇的产业集聚，则多了些“规划性”。
历史上有着“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的铺集镇，在改革开放之后却因为地理位置不占优势而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在胶州长期处于落后的位置。要发展，必须依靠项目，铺集镇政府合理规划，沿着朱诸路布局了三个工业园区，通过大力招商引资，近年来共引进内外资项目117家，规模以上企业36家，投资过亿元内资项目26家，过1000万美元外资项目4家；销售收入过5000万元的企业22家，过亿元的10家。
同样的思路也在莱西市姜山镇得以体现。“建楼很容易，但是光建起楼来没有产业，城镇化就是空谈。”姜山镇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国师如是说。据了解，目前一个姜山镇，落户企业数量就已经达到了440家，其中投产开始纳税的企业296家。这些企业在2013年，为姜山镇带来了2.29亿元的财政收入，也带来了数万个工作岗位。
产城一体的“规划性”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园区建设。工业园区为落户企业提供统一配套的基础设施，统一管理，园区内部资源统一共享，对外提供统一平台，这种模式能够提高投资强度，提高土地利用率，政府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园区建设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李哥庄镇的“自觉性”与铺集镇、姜山镇的“规划性”并不矛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城镇化的过程，也需要正确处理“市场”和“市长”的关系。“自觉性”的产业集聚，也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和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规划；而“规划性”也不是政府包办一切，适度简政放权，开放搞活，“市场”和“市长”各自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才是城镇化的前途所在。
人的城镇化：速度VS质量
城镇化率，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根据城镇化目标，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为53.73%。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使“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到了十八大则提出要使“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意味着中国开始走进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时代。
谈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01%，将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国大约只需要30年。
若论质量，相关数据并不令人满意：就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比较来看，据统计，2000—2009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人口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
另一方面，城镇化与工业化也并不匹配。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68%，而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9.8%，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约为51%，工业化率约为40%，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27.5%，远低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比例的合理区间。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我国在一个较低的城市化率下就支持了一个较高的工业化，这固然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工业多停留在低层次加工制造业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吸引了大批的农民工，而这部分人并没有市民待遇，此外，户籍制度也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实际上，这已经是导致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顽疾”。据统计，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而2013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总量就已达到了17392万人。这个身份尴尬、规模庞大、生在夹缝、居无定所的特殊社会群体，大部分在城市无法享受包括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方面长期处于既难以“市民化”又被“边缘化”的困境之中。
有工作机会的发达地区，家乡的中心城镇和原来的乡村，这是农民工生活的三个主要维度，其中的难题就在于：有就业的地方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很高，而物价低的地方没有就业。
城镇化的质量，关乎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是否能够实现城乡一体，这是核心，是内涵。而速度与质量的矛盾，根本上还是内生动力的不足。以李哥庄镇为例，凭借着遍地开花的民营经济，该镇目前务农的人口只占1%，算得上完成了农村向小城市的华丽蜕变：就业有保障，不但本地人口就近实现非农就业，还吸纳了与本地人口大致相同的外来人口；医疗、养老有保障，在企业上班，有社会保险(行情 专区)，在农村，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不同于其他农村，劳动力都涌入大城市打工，难以融入城市，李哥庄镇人可以在家门口上班，无须承担大城市高企的房价。山东省唯一的一家在镇上的数字影院，昭示着它不俗的经济实力和相对超前的“内涵城镇化”。
对于姜山镇来说，“人”的问题似乎也不构成问题，全镇8.3万户籍人口中，有两万人被为数众多的企业吸纳；每年都在相应提高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解决了后顾之忧；在建设中的“姜山新城”中，投资1.5亿元的教育中心，将中心小学、中学全部迁入，大企业在当地投资兴建的学校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未来村庄搬迁将探索实行的“35+8+1”(人均楼房35平方米、商品房8平方米、土地入股)模式，也有望解决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后的住房和后续发展问题。
然而，即使如李哥庄、姜山、铺集这样城镇化率达到了60%以上，在青岛数得上先进的地方，与江浙、珠三角等地也有着较大差距。尽管李哥庄镇、姜山镇均在2013年被确定为青岛市小城市建设的试点，但在权力下放、产业引进和发展方面，也面临着资金、土地等这样那样的瓶颈。在数量更多的欠发达县、落后县，城镇化的发展更是步履蹒跚，甚至误入“房地产(行情 专区)化”的歧途。农村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设施比较缺乏，县域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功能缺失，这依然是巨大的困境。
归根结底，“人的城镇化”内涵便是让人们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正如铺集镇宣传委员徐永治所言：“城镇化不能停留在盖楼、让农民上楼这个层面，城镇化就是人性化、民生化。”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李克强总理的话为本轮城镇化定下了基调，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点，将带来数以万亿元的GDP，更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口转移到城镇，如何兼顾速度与质量，获得GDP和“人”的共同发展，获得经济、社会效益双赢，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农村现代化：失落VS再造
2000年，中国有370万座村庄，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260万，这就意味着，每天大约有300座村庄消失。
数十年来，人们自愿离开土地，为找工作而迁移到城市。令一方面，悬殊巨大的城乡二元体系背景下的消费主义，将村里的年轻人带走，让故乡只剩下老人和留守儿童；举棋不定的土地政策，让故乡的田园和老宅被挖得千疮百孔；粗放式经济模式，又让乡村的山变得丑陋，让乡村的河变得污浊。
“好像挺矛盾的，一方面想要发展，想要跟上时代，想要大商场，想要高楼，想要坐上现代化的马桶，想要有大的抽油烟机。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小时候的记忆，一张石凳，门口的一棵树，想要看到炊烟袅袅，想要夏夜的星空，冬晨屋瓦上白色的霜，春天滴答落雨的屋檐，秋日踩上去喀拉响的落叶，怎么办呢？”网友的纠结，也是农村的纠结、农业的纠结。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去年中央城镇化会议中的表述，略带诗意的同时给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生态上改善生活条件。
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中心村、集镇和中心市集中，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各地普遍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值得思考的是，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山野之趣之间，如何寻找一个更加平衡的点。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被城镇化裹挟着飞速前进的乡村里，已经难寻踪迹。然而踏上姜山镇小村庄里干净的硬化路，望着静静伫立的农家小院，与门前晒着太阳的老人们随意拉几句家常，在乡村学校的操场上看看儿童嬉戏，“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颇有几分田园牧歌的意境。
这当然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在姜山镇，传统的农业已经很少，取而代之的是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规划1000亩，已建成400亩的晟仁果蔬；规划5000亩，一期1000亩的气雾培生产基地；已经开设了51家连锁奶吧的榕昕牧业等，以及在李哥庄镇的鸿飞农场，飞机喷洒农药，高科技培育果蔬品种等，已经让农业脱胎换骨。
而农村环境的改善也是再造乡村的一个重要方面，消失的农村无法安放乡愁，垃圾遍地、污水横流、道路泥泞的乡村更加不是诗意的栖居地。如今的姜山镇，村庄硬化、绿化、亮化工(行情 专区)程使农村环境大为改善，全镇规划建设12个社区服务中心，已经有3个建设完成。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尊重先有“市”后有“城”的规律，以人为本，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少一些GDP崇拜，多一些科学思维，这应该是新型城镇化的正途。在这个充满想象的空间中，除了欢呼，更加应当审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