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清醒地看到，我国既有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主要是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在当前土地约束趋紧、人口红利消失、环境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正不断暴露出其不适应性。强制性低价征地、低成本获取劳动力和低代价排放污染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城镇化发展思路，探索新型城镇化路径。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推动区域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城镇化，要求在坚持统筹城乡基础上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和发展质量。从我省现实看，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既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挑战。2011年我省城镇化率达到41.83%，同比提高1.65个百分点，创下我省城镇化史上空前的发展速度。但横向比较，比全国51.27%的平均水平低9.44个百分点，发展滞后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因此，我省如何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成渝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重点区域发展、国家全面启动扩大内需战略等重大发展机遇，全面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三大瓶颈性难题亟待破解
从总体上看，要实现我省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提速，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瓶颈性难点。
一是城镇化发展空间失衡矛盾尖锐。一方面，我省现有城市体系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成都市“一城独大”，首位度高，与省内其它次级城市相比经济总量差距悬殊，基本表现为一枝独秀，单极支撑；另一方面，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矛盾更为突出，普遍是城市规模小、城镇化率低、产业集中和人口集聚困难，经济带动功能更弱。
二是城镇化粗放推进问题突出。与全国的情况相同，我省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也是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的，其基本原因源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低成本控制土地资源的动力机制，不仅不断酿成日趋激化的征地拆迁矛盾，而且往往进一步引发城市空间开发强度不高，土地资源浪费等严重的粗放化问题。此外，我省城镇化的粗放推进还突出地表现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发展欠账严重、城镇新老居民公共服务差距明显等方面。
三是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制度障碍亟待突破。进一步加快我省城镇化进程，首先面临的是扩大就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巨大的投资需求的挑战。单纯依靠政府财政资金显然是不可能的，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有效释放农村内部的投资潜力，在城镇化各个重要环节以引入社会资本进入方式，创新城镇化投入机制，无疑是当前我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突破的主要制度障碍。同时，我省2300万农民工特别是其中70%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应当是加快城镇化进程中潜力最大和震荡最小的重要群体，但目前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展十分有限，还面临诸多政策限制和体制制约，必须尽快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突破
从我省当前现实出发，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第一，高度重视优化城镇体系。在继续支持成都市有效率地扩大经济增长规模的同时，重点培育成德绵广（元）、成眉乐宜泸、成资内自、成遂南广（安）达与成雅西攀等五条各具特色的城镇发展带，加快发展一批有增长潜力的重点城市，构建若干新的次区域中心，形成全省“一核带动，多点呼应，多极支撑”新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第二，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目前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普遍滞后，大都无力承担较大规模农民市民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成本。因此，应当放大已经实施的产业化发展、扶贫开发、生态建设等政策的叠加效应，突出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县城和小城镇的产业集中与人口集聚功能。同时，还应加大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效减轻县级政府所承担的城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压力，促使县城及小城镇尽快成长为我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和基础依托。
第三，进一步强化制度创新。一是应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上积极探索让农民带着财产权利进城的有效办法，支持农民持“证”和持“股”进城，既保障进城农民在身份转换中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又为农民进城提供必不可少的资金支撑。二是要有效降低农民工城市落户门槛，提供均等的城市基本社会保障；进一步加强就业和创业扶持，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更加明确和具体的政策支持。三是应稳步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通过还权赋能，奠定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制度基础，并由此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我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