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拉动及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2年的52.6%，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出现许多困扰发展、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影响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六个“模糊”。
内涵模糊
城市化就是把人化入城市的过程，而许多地方只注重“物”的城市化，不注重“人”的城市化，只关心脚下的地，不关心地上的人。因为地可以生财，人只会花钱。许多进城农民是“扛锄头的市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称作“半城市化”、“浅城市化”。城市化的内涵首先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很多地方对城市化内涵认识模糊，以为盖上房子、修上路就是城市化了。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千方百计把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然后以地生财，一些农民“被上楼”，一些村庄成建制地变为城市，违法拆迁、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城市变大了，农民利益却受到严重损害。农村问题城市化、农民问题市民化的矛盾内化倾向愈加刚性。
格局模糊
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先发展城市群，还是先发展小城镇？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实践中各干各的。笔者认为，中国应沿着费孝通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小城镇、大战略”的路子走。
中国这么多农村人口，要实现城市化，首先应该走就地城镇化的路子，然后再慢慢向中等城市、大城市集中，一步跨入大城市非常不现实，人力、物力、财力及管理能力都准备不足。让农民就地城市化，就近城市化，是符合中国目前实际的城镇化道路。当前，国家的资源配置主要是先发展大城市，对小城镇用力太少。许多城市社区建设追求高档化、贵族化、奢华化，动辄国际一流。典型表现就是争建摩天大楼。目前中国已有摩天大楼1000多座，正在建设的还有1000多座，远超美国的436座和阿联酋的50座。以每座50亿元投资计，中国2000多座要花10多万亿的投资。2011年有个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一个看似简单的口号，反映的是我国城市建设中不切实际、贪大求洋的错误倾向。
路径模糊
城镇化的路径有两条。一是先城后市，二是先市后城。城多因政治兴起，而市多由经济驱动。城市是城和市的结合，有了城必须有市。今天好多地方盖了一座空城，没有市，就是没有用市场力量去解决，而是用行政力量去推动。即便一个靠某项产业发达起来的城市，一旦没有产业支撑失去市场，也会很快萧条下去。英国利物浦是工业革命的先驱城市，其财富总值一度超过了伦敦，20世纪30年代的严重经济危机让利物浦遭到灭顶之灾，大批企业倒闭。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利物浦的支柱产业造船业急剧萎缩，失业率再次成为英国最高。城市大片区域荒废，杂草丛生，基础设施闲置，到处是破败的景象。这种由于缺乏稳定的产业支撑以致由盛转衰的城市，世界上屡见不鲜。
不加分析地强行推行城市化是一种灾难。从1950年起世界萧条城市的数量大于城市化城市的数量。1960-1990年内，萧条城市数量增长了一倍，而城市数量只增长约60%。在我国，还有多少新建而又无人居住的“鬼城”不得而知，但以为凭政策和批文、靠权力和理想就能造出城市的现象依然盛行。2003年某地开发启动，最初规划30平方公里，随即改为60平方公里，接着跃升为250平方公里，最后扩展为2000平方公里，正好又赶上了2009年国家四万亿项目，投资从2008年的327.6亿一下增到2009年的1023亿，2012年又猛降到600亿以下。猛药效短且推高债台，目前有人说该地每天都要支付一千多万的利息，而年财政收入仅50.5亿元，即使当地官员不吃不喝也只够还利息，本金支付如到偿期，不知当地政府如何咽下这权力造城和运动造城的苦果。相反，有些历史重镇，交通发达、历史悠久，物流集聚能力很强，方方面面条件甚至比一个市县所在的城都好，但它只是一个镇的构架，行政力量严格制约它的发展，不是按照市场规律去配置资源，它就是发展不起来。有城无市和有市无城的困扰该让我们清醒了。在城市化问题上，决不能让那只看得见的手永远看得见，那只看不见的手永远看不见。
速度模糊
是按照经济规律循序渐进，还是按照地方官员意志大步跃进，这个问题一直被忽视。城市化增长20个百分点，英国用了120年，德国85年，美国80年，韩国也有30多年，我国仅用了22年，而近几年每年都以一个多的百分点在猛增。城市化过快会带来有城无市、资源浪费、土地矛盾、社会管理、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本来可以增值70年的土地，一次性卖给开发商，一下子把70年的钱拿过来了，土地权利给了开发商，钱也一下子花光了，与后代争饭吃。
过快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拉美陷阱的教训世人皆知。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逆城市化现象的无奈也摆在那儿。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城市化超越了农业的供给，国家不得不采取关、停、并、转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措施，让2000多万市民回农村吃农业饭。第二次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于城市经济萧条，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也没有那么多粮食养活当时的人口，就让2000多万知识青年下乡去，吃农业饭。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即可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想轻而易举地重走逆城市化的路子化解矛盾，可谓要“难于上青天”了。中国是否要急于在未来15-20年里把城市化率最后约20-30%的空间填满，是一个尤其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功能模糊
城市规划被誉为城市第一资源，规划的失误将带来建设的失误，而建设的失误往往难以弥补。比如城市规划的预见性不足，城市产业布局的失衡，埋下了交通拥堵的“隐患”，而当实际的拥堵问题出现后，再对原有规划进行改良，不仅造成巨大浪费，而且只能是事倍功半。大城市的学校、医院、图书馆、演出场所等城市中心，集中了大量优质公共资源。北京的许多医院已经不只是北京人的医院，更是全国人民的医院，大量的人流从不同地域汇集于此，人满为患已经成为常态。在北京1000余所小学的门前及附近道路上，由于接送孩子也在形成交通拥堵。此外，由于大量商务区和行政办公区集中于市中心，过度开发和人流高度聚集，高昂的房价让大量人群迁往外环和城郊，而那些远离市中心的开发新区功能单一，仅仅为了生活，不能有效吸纳就业，导致职住分离。实际上，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存在职住分离的严重问题。借鉴国外职住一体，围绕大城市分业建设一群卫星城应是值得思考的路径。
规模模糊
城市的规模首先应该与城市辐射范围内的人口数量及功能、性质、发展条件相适应，讲求适度规模。但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地方政府在没有客观考虑自身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就出台大而空的城市发展规划。目前把我国所有城镇规划的总人口加起来已经超过20亿，就算现在把所有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也还有6亿多的数量缺口。难道我们还要从国外再进口几亿人来居住？某地一个只有25万人的山区小县，县城规划建成区面积为100平方公里，控制区为150平方公里，该县25万人中，已经有66%的劳动力外出经商务工，有的已落户它乡，举家迁出，不再回归。不知决策者今后从哪儿弄来上百万人到这里居住。今天就建这么大的城，浪费得实在令人惊诧。可见，在城市化进程中盲目规划，大铺摊子、铺大摊子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照此规模建设，我国城市化进程很难实现科学、理性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