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进入城市，还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就整个世界而言，城市化的进程无疑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而且也相对地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如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过程，也是它的结果。一方面，作为定居空间之一的城市被赋予了现代生活几乎全部的意涵，城市在相当的程度上定义了现代生活；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确保支撑资本增殖的消费主义的实施，“城市”必须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在这样的语境中，对城市的规划和研究已经不应该，也无法在传统的方法和架构中进行，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视野。
就城市规划而言，中国现在有一个很热门的词：智慧城市。且不说这一源于IBM公司的智慧地球（Smart Planet）概念转换为smart city，继而翻译成汉语“智慧城市”是否恰当，虽然也有论者争辩说，我们所倡导的“智慧城市”不同于smart city，但很多城市都纷纷将其作为本地区的发展战略，很多城市规划者和城市管理的规划者们也已经展开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在为我们设计一个无比美妙的城市图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并强力支撑、广泛应用于城市管理，物联网覆盖全城，各种社交网络普及，“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更有鼓吹者将其命名为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股票市场上“智慧城市概念股”已经隆重上市，先声夺人，各类资本纷纷涌入、跟进，圈钱，圈地，投资，产出的产业链呼之欲出，不仅证券等金融市场火爆热烈，在实践层面，很多城市也已经进入设计甚至实施的阶段。
然而，我们要问：这样的城市是我们渴望的现代城市吗？在技术和资本操纵的城市中，人在哪里呢？社交网络能解决城市中人日益严重的等级化吗，能让越来越多的自闭症、抑郁症患者加入到一个健康的社会空间中来吗，能克服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麻烦吗？物联网能真正打破已经按资本或贫富基本完成的空间分配格局吗，能让虽然只能居住在外环之类属于郊区的人们真正地享受仿佛如在中心城区的各种社会资源吗？
我不单纯地反对技术，我反对的是对技术毫无保留的崇拜，反对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反对技术主义；我也不简单地反对资本，我反对的是对资本毫无批判的膜拜，反对简单的资本活力论，反对资本主义；我更反对技术和资本明里暗中的勾结，资本隐藏在技术的背后，技术躲避在权力的阴影下，最终将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弃之一旁。一句话，那样的城市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新城市社会学告诉我们，传统的人与空间的二元论模式已经无法正确理解现在的城市发展现状，就因为这不断涌入，甚至被迫进入城市的、越来越多的人，空间分配的政治经济学维度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新的城市空间形式将生产出怎样的社会和社会空间，它们对定居其中的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新的空间与旧的、不断层累、叠加的空间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又如何影响了稳定和流动并存的城市人口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乃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这一意义上，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就是基于重新审视城市与人的关系的有效探索路径。简单地说，所谓第三空间，就是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的核心构成则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用索亚的术语表达就是空间性。理解空间性的关键在社会与空间构成的辩证关系，即社会生活既是空间的生产者，也是既有空间的产物。
当我们这样来面对当代中国的城市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把农民工和城市的关系放进我们的视域；不得不面对以资本逻辑重新生成的自中心城区逐层向外扩张的空间格局；不得不进而思考社会分层和地理分布的不平衡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而且，这样的不平衡正在以强大的力量固化；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老龄化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不知道技术将如何解决。但我固执地以为，技术，无论怎样智慧的技术都不可能有效地化解，与资本勾结的技术甚至只能使其进一步恶化。
在去政治化的城市规划论成为主流的时代，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新村这一空间形式普遍被拆除、改造，更进而被遗忘。然而，在更强劲的城市化浪潮汹涌而来的时候，我们也许该回头认真地看一看曾经的历史风景，以此想象一个公平、平等、正义的未来城市，开创一个真正美好的城市生活空间。也只有到那个时候，这样的城市才能被称为“智慧城市”，一个真正体现了人的智慧和良知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