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年，中国政府着手经济再平衡，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接下来是真正有难度的工作。这是新一任总理李克强需要面对的。是的，中国经济已经摆脱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困难的处境，但今年2月份零售额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再度引发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反弹乏力的担忧。
昨天，全国人大闭幕会结束后，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持续发展经济。李克强同时指出，要建设民生政府，政府要重点保障基本民生；中国要编织覆盖全民、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来保护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很多人寄希望于新一届政府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即城镇化。近来，李克强也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强调将通过大力推进城镇化来促进经济增长。他承诺，将帮助有愿望的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
此时中央政府应该多听听逆耳忠言，不论来自海内外。比如，任教于维也纳大学一名中国经济研究者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可能遭遇资本、空间、生态和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严峻挑战。我以为，这篇文章所提到中国政府在下一步城镇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约束，确需最高决策层引起重视。该文提到的挑战主要有：
一，中央政府自1980年代初期一再重申实行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卫星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战略”。但“县改市”和“中心组合”模式，急遽压缩了小城镇的空间。
二，农村空间减少、农业用地恶化。2012年2月，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资料：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中国的行政村数量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据另一统计口径：中国从十年前的360万个村落，减少到现在的270万个，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间，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
三，现阶段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和工业化逐渐分离。以大都市为例，在城市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民进城当工人的传统模式不复存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农民缺少竞争优势。
四，城市开发强度正在逼近极限。城市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当中的城市占有空间的比重。中国适宜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的面积大约在180万平方公里左右，扣掉耕地和已有的城市用地，今后能够进行城镇化和工业化开发的面积不到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3%。个别城市化地区开发强度已过高。北京的开发强度接近48%。相比较，伦敦城市开发强度是23.7%，东京城市开发强度只有29.4%。
五，城市生态系统也在逼近极限。以水为例，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不断升级，缺水范围扩大，缺水程度加深。目前，在全国660个城市中，缺水的城市超过二分之一，严重缺水的超过六分之一。
无疑，可持续的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引擎。引擎运转的效率决定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而只有真正打破城乡二元制度，为农民进入城镇提供充分的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保证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