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防止一些问题的加剧，如农村人口老化、农村土地无人经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短期被扩大化，粮食生产和环境破坏等。虽然承接产业的转移，但笔者在云南、湖南、四川和重庆等地调研发现，不少地方政府所热衷的基本是“大企业带大项目”，类属同一辖区（不同层级）相互之间争夺资源和消耗财力（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过度透支，土地资源优良资产变成了破罐子）的竞争体制属性高度显化。
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农村而不是城市
城市化和城镇化，前者强调大城市的发展，后者则是县域、镇域社会经济发展，目的是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落到实处。
根据笔者在中西部内陆地区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县城（直辖市下属的区）和中心镇实现增长与发展都面临的约束是用地指标限制。在中国城市自上而下的行政层级管辖下，超大和特大城市更容易分得用地指标，城镇（乡镇集市）能够分配得到的指标可谓“残羹冷炙”。
省城、市、县、乡镇的人口的分布梯度特征尤为明显。笔者的调研还发现，农村能够进城的群体通常选择在县城或以上城市购买房子和就业。
在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中，笔者发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理体现为：人口集中推进经济和产业聚集、加速劳动力分工，反过来再吸纳人口聚集。由于城市的增长动力源是人口和土地要素，所以笔者同样在这15个城市进行了相关调研，结果显示城市市长、市委书记特质（如年龄、任期和受教育水平）以及任期搭档（党委与行政）时间都显著影响城市人口和经济增长。换句话说，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政府管理者才是决定城市或城镇发展命运的主体。因此就城镇化方向而言，我们需要先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定位政府（国家）和市场的职能，简而言之就是政府主导还是指导。
另一个我们需要厘清的思路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最终决定力量是土地指标配置，而不是土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进，不是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束缚，真正决定城市化进程的是生产方式转变和农民收入，以及农村的土地经营模式的改变。事实上，现在讨论和试点的规模化、集约化道路在当下并非可取之策，因为农村的土地与农民的心理是绑定在一起的，这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改变。
所以，笔者认为，城镇化道路选择应该重点关注农村而不是城市，出路在于城市建设稳步推进以及其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
东部省市可以在超大城市发展起来的辐射区域内发展小城镇，而且这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已启动，其间虽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经历过一次“塌陷”,之后得益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城镇发展活力再次激发，原因是东部人口密度高且分布较为集中。然而与之不同的是，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只能依靠大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约束条件是人口密度低和居住分散。
遗憾的是，现有的经济理论对中国城市和城市化发展很多既成的事实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在当下，建构切合中国实情的理论（体系）是学术界的工作和责任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