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障城镇化
以改革红利释放城镇化潜力，把城镇化最大潜力和改革最大红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中国经济就有持续的发展动力
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源(6.88,0.23,3.46%)……2001年写入国家五年计划纲要的城镇化战略，从未被如此重视，并被置于如此高的地位。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全国上下对于推进城镇化的热度前所未有地高涨。
什么才是城镇化之真义？真正的城镇化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认为过去的城镇化丧失了内生性，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替代市场成为城镇化的主角，它排斥了民众基于自利、自愿的参与，城镇化走上“化地不化人”的歧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提醒，推进城镇化的澎湃激情需建立在对城镇化内涵的准确理解之上。中国城镇化的核心应该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并落户于城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普照之光。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注意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步入尾声，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经济供给面改善的特殊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供给扩张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新瓶颈。同时，需求端也面临改善结构的挑战。
过去的城镇化之路渐行渐窄，新一轮城镇化当有新视野、新思路。“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指出。
有学者建议应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有学者建议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恢复城镇化的内生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摆脱“化地不化人”的窘境。
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正在积极筹备，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也正在编制。在新一轮城镇化即将开启之际，反思过去，正视现状，重寻城镇化之真义，觅求可持续的城镇化路径，正当其时。
目前中国最大的内需就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要把这个潜能释放出来，还需要深化改革
改革助推城镇化
“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2年12月一次调研工作座谈会上如是说。
在过去四年多，这位曾经做过农民、当过村长的副总理，多次提及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坚定决心。
中国城镇化滞后工业化已成不争事实，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刚刚超过50%，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差距明显。
而如果继续按照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55%，到2020年将达到60%。每年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李克强副总理看来，这正是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
十八大再次明确了城镇化发展战略，可以说中央领导层推进这一战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要实现上述目标实属不易。首先，厘清过去城镇化建设中的错误观念、扭转错误行为，并非一日之功；其次，诸多体制障碍和政策障碍，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都在阻碍城镇化的推进，而要实施彻底的改革，又牵一发而动全身。
和以往城镇化之路不同，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在探索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力挺这一战略的李克强副总理强调，新型城镇化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由“乡”到“城”的转变。
现状：城镇化率被高估还是低估
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早提出了城镇化概念，马克思提出乡村城镇化，而“不要像古代那样，城市乡村化”。百年之后，中国官方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2001年公布的“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十年后，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13亿总人口中，城镇居民和农民各占一半。
和自身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进展速度相当惊人，因为在1978年城镇化率仅为17.9%。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十分明显，仅相当于这些国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水平。
对各国城镇化进程研究后会发现，城镇化率不会达到100%，一般都会在80%左右停滞不前，达到这一峰值后，部分国家会出现城市人口向城郊逆流的现象，城镇化率会有起伏。由此可以推断，未来数十年，中国城镇化率尚有接近30%的提升空间。
正如城镇化的提法独具中国特色一样，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颇为独特。在51.27%的城镇化率背后，是其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不曾有过的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