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与持久的增长动力。据预测，未来10年，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2000多万人，每年需要商品房至少是6亿平方米以上。城镇化推动了对基础设施、住宅、耐用消耗品、汽车等的需求，这是中国转型靠内需拉动经济成长的一个根本动力。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以产业为支撑，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四化”协调发展。城镇化一方面要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利用信息化的成果。城镇化与工业化、与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相协调，要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通过现代化释放更多劳动力；与信息化相协调，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智慧城市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获取城镇化发展红利。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座百万人口智慧城市的建设，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将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3倍。
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警惕四种偏向与失衡。
第一，要避免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使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形成城市房地产过度泡沫的局面。据财政部统计，2011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超过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有研究表明，土地城镇化大大超前于人口城镇化。
第二，要避免过度依赖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避免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造成的“大城市病”。中国城镇化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一批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大城市病”开始显现。据调查，中国百万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居民平均单行上班时间要花近40分钟。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用水紧缺等众多“大城市病”表明城镇化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风险。
第三，要避免过度依赖人口异地转移。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大量人口的异地转移导致农村出现空心化问题。有数据显示，在农村人口中，留守儿童有5000多万人，留守老人有4000多万人，留守妇女有4700多万。大量的“三留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与农民工流动相伴生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社会代价。
第四，要避免过度依赖农民工不彻底转移的“半城镇化”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在超过50%的城镇化率中2亿多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身份转变。改变这种不完全的局面要通过农民工市民化从“二维转换”到“三维转变”，实现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与市民平权，从“半城镇化”到完全城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