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如果能长期保持5%，那也是不错的。”2015年 10月29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2015金融街论坛，做出了如下的判断。根据最新统计局数据，今年三季度GDP增速低于7%，为六年来首次。厉教授认为这仍属于合理区间，下一步GDP增速可能降至6.5%，或进一步降至6%。这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已经算是高的了。
厉以宁教授提出来保五的学说。这是对当下GDP破七引起巨大惊恐的一种抚慰和安抚，是典型的“专家安慰剂”。但这个保五的说法，未必是准确的；至少原因和动力也不是必然的。
厉教授认为人类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社会，即第一产业农业占GDP比重最大。第二阶段：工业化阶段。即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最大。第三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在第三阶段的特点是第三产业占了重要位置，今天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占GDP的60%至70%。“在第三产业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一般是3%，顶多4%，3%就很不错了，因为第三产业占主要比重。”
目前各个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工业化的新浪潮，最为有名的自然是德国的工业4.0。西方国家为什么要进行再工业化，因为各国政府都有个深刻的反思。那就是服务业带来的经济拉动是有限的。工业仍然是最大的拉动力。
美国学者Spence教授在统计1990~2008年期间美国新增岗位（大约27000个），主要是服务领域，其中2/3分布在政府、医疗、零售、餐饮住宿以及建筑业。他以雄辩的数据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些领域创造的工作岗位，不可能达到过去30年的水平。那么这个就业驱动力，或者拉动GDP增长的新发动机在哪里？美国政府已经认为找到了答案：再工业化。原来以为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是积极的对策，显然西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种转移不仅仅有些过度，甚至还是有害的。如果是这样，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走完，为什么要匆忙进入后工业化时段？
中国过去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发展的速度，是因为第二产业为主。厉教授的这个判断没有错，但是下一步如何能够保持高速发展的速度，工业仍然而且必须是最大的引擎和动力。
中国的工业，准确地讲，不能属于工业化结束，而是尚未完成的命题；而与此同时，西方的新工业又开始兴起。内忧外患中，仅仅因为统计局2015年第三季度的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已经占中国GDP总量的51%。就以此宣称，中国进入第三产业的时代，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则似乎是明显忽略了当前正在进行的制造业升级的大浪潮。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基于对于原有模式的一种判断。粗放式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这就导致一个新常态的出现。然而新常态的应对之策，不是用旧有思维去维护它去保护它，而是要挑出局外，用全新思维来看待新常态。
厉教授认为，如果保持过去的中高速增长，继续扩大生产造成产能过剩，这对经济也是一种伤害。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有待商榷。这是对当下工业4.0大潮的一个漠视。
与德国热衷于在中国推广工业4.0的样板工程与中德项目对接的做法相反，美国政企界、科技和学术界，已经更加高瞻远瞩地热烈地讨论数字化商业、数字化经济和数字化技术。商业、技术、环境、经济等诸多要素纠缠在一起，正在引爆当下工业的革命——至少正在空前点燃了美国政府、企业、科研举国上下的热潮。
数字化制造，一定带来全新的生态体系，而不是用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大家热烈地拥抱工业4.0，工业互联网，为什么一定认为这会提高产能？智能制造体系显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不等于在“提高产能”。这是两个需要非常小心的进行区分的概念，从知识管理的角度，二者的差异性如同检索与搜索。好吧，这个比喻似乎太不容易区分了，那么想想检索就是图书馆，搜索就是谷歌。在新时代，二者几乎就是幼稚园生和大学生的差别。
在数字化制造的世界中，一切都是订单驱动，甚至是使用者多变的消费冲动决定的，几乎可以做到没有库存，怎么会有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一种旧式病，它存在大规模生产之中。60后和早期的70后，仍然会记忆犹深的虱子横行的那个时代。虱子寄附于脏乱差的衣服，与不干净的生活习惯直接相关。现在这些虱子去哪里了？随着旧习惯并摒弃也就消失了。产能过剩就是这样的时代虱子病。从本质讲，对产能过剩的恐惧，依然不自觉地遵从一种陈旧而过时的思维。而这次，数字化商业世界中，数字经济横扫一切，这种过时思维是真会要命的。这种古董思维一定会被逐渐抛弃。人人都要上岸，上不来岸的，那就只能成为新工业革命浪潮中的淹死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是致力于精深而严谨的工业升级的概念，工业4.0、工业互联网以及工业大数据，在中国却出乎意料地引发了另外一种爆炸性的科普效果。中国整个社会到处都变成了智能制造的讨论现场，所有的酒店、大楼、工厂都充满了热烈的讨论与喧哗。可是很不幸，这种讨论大家都是像参加一个社交Party一样地尽兴而热烈，却不知道死亡的气息正在飘过来。工业革命，必然意味着更多企业是因此而倒下，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GDP在衡量什么？它在衡量可以价格化的经济。但在面向未来的数字化经济的时候，GDP无能为力的软弱感更加明显。国际上普遍认为GDP对于数字经济对于经济指标的贡献，是远远不足的。数字化的免费经济价值，已经被广泛低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共享经济时代，许多共享经济的特点就是免费。那么GDP如何评估，不能像以前用价格购买的免费或者服务的经济效益呢？由于每年生产出来的大量的免费数字化产品，包括在网上社区论坛、百科、知乎这种以前只有专家或者专业图书才能给出的答案，现在都“一文不值”。因此国民在享受中国互联网服务所带来的免费红利，其实是远远超越了当前GDP所能涵盖的范畴。它们价值巨大，但它们没有价格——或者它们价格是零。
GDP看不见纯美的诗歌，听不见超群的公共辩论。它衡量的不是我们的智慧、勇气和学识，它只能衡量每件实实在在的东西——除了那些让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弟弟
另外一个问题是知识资产的评估。大家现在都蜂拥去参观名气爆棚的青岛红领集团，看到订单拉动的C2M（消费端直接到制造端）的令人咂舌的新生产模式时，大家是如何评估红领集团对于GDP的贡献？你看到了自动化设备升级，你看到了信息化软件的折旧费用——好吧，这已经接近了数字化资产。然而红领真正发挥巨大作用的四大知识库系统（包括服装BOM数据库等）却很少为人提及。其实这才是公司真正拥有的属于自己知识产权的财富，这才是真正的工业技术体系，这才是巨大的知识资产。然而，这却是根本不能进入公司的财务资产。从而也与GDP计数毫无关系。而且，它的流通和复制都是零成本的，而恰好正是这些数字化的无形资产，才真正决定了工业的未来走向。
消费者剩余，根据《第二次机器革命》的美国作者Erik确信，这是另外一个令GDP专家苦恼的现象。GDP不会统计你在玩微信聊天和涨知识的时间。尽管玩微信不确定是否可以算作休闲的一种，但和其他休闲方式相比，大众显然认为在这上面花费时间更加值得。而这以前，都是要靠付费邮政、付费图书、付费电话才能解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甚至降低了GDP的总值。消费者的时间增加了，这些“零薪酬”和“零价格”的产生内容、传播内容的巨大价值，GDP又是如何能来衡量？中国的IT、CT、互联网技术都走的很快，因此这使得中国的GDP似乎更容易偏离了正常的考核指标。因此GDP破七，其实根本不必要惊慌。GDP不是保证国民福利的一切，消费者剩余时间会发挥更多的价值。
保五是一种寒冬论，它在提醒大家该添加衣服了。然而，这既不该是新常态的象征，也无法成为新常态的进策。后工业化不是当前“最大的新常态”，新工业化才是我们正在期望迎接的“最大的新常态”。因此，即使我们可以相信厉教授的这个保五判断，我们也不赞同他的理由，更不能认为我们需要以此常态而驻足。即使中国降得更低，或许美国、德国、日本会升的更快。大家不是经济共同体，大家对工业升级的预判和实践，会呈现出分化的结果。
当年美元对人民币破七，引起的震动似乎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范畴内波动。比这次GDP破七的恐慌，要小的多。但这两者是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是不是一个连环局？看清这段时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留有一段时间，用大历史观的视角，再来研究。
最后，我想起《菊与刀》中对于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性格做了一个对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我特别想把它放在这里，读者自行解读吧。
美国珍珠港被轰炸之后，美国政府的反应是：“上帝被人捅了一刀。我们被日本人突袭了。太悲痛了，太意外了，美国国民们，让我们面对这个灾难，保家卫国吧。
而日本关岛被美军占领之后，日本军部明明知道这意味着从此美国的轰炸机可以彻底覆盖日本全国本土。而政府广播仍然是这样，“美国军队快到家门了。但我们的海军总部对此早有应对，一切早有安排，日本民众不必惊慌，日本军队可以轻松应付。”
（整理与编辑：刘鹏 来源：网易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