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困现状的表现与普遍特征。我国贫困现状的总体表现为：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与城市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并存。其具体表现为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远高于农村，而农村“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内部在分配不均的状况下产生新的社会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
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与主要特征：一是农民阶层绝对收入增加，但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在国家推行的扶贫战略的推动下，改变了中国农村存在多年的一穷二白的面貌，就连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也认为中国目前已基本消灭了“无法满足最基本的衣食需求的极度贫困”。但根据官方的贫困线的统计，我国仍有约4千万人口生活在贫线以下的绝对贫困。
二是持久性的贫困大为减少，但返贫困现象时有发生。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推行多年的扶贫政策已初见成效，贫困人口大为减少，持久性的贫困已大为减少。但由于我国农村经济非常脆弱，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人口抗风险能力差，一场天灾人祸、投资失误都足以导致脱贫人口迅速返贫；农村人口因病返贫、因老返贫的现象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上升到足以影响社会安宁的重大问题，这种贫困被称为暂时性贫困。可以说暂时性的贫困问题在当下已经变为比持久性贫困更为突出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三是由于贫困人口分散，有针对性的对口扶贫难度更大。西部地区集中了全国66.31%的贫困人口，相对于东部的5.86%、中部的24.70%、东北的3.15%，不仅扶贫攻坚的工程量巨大，还要面对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贫困人口极为分散的难题，很难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扶贫措施；再而，还要面对一部分脱贫而又因为种种原因返贫的人群，瞄准扶贫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四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逐步迁移到城市，造成新的贫困。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农民工”开始离开人多地少的农村，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于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进城的农民工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很难享受原本就不富足的城市教育、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而且，由于农民工本身受教育程度低、技能培训不足、收入在城市相对处于低收入群体。于是，这部分人大多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世界银行（2009）估计有大约1.5亿农村流动人口（居住在户籍所在地之外达6个月以上）转移到城市，2003年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收入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9.2%，消费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11.7%，而且，这一状况至今仍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我国当前城市贫困的现状与特征主要体现为：一是相对贫困大于绝对贫困。城市人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普遍步入小康，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绝对贫困人群基本消失；但随着城市本身贫富差距的加大，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收入少于社会成员平均收入1/3的相对贫困人群不断增加。城市相对贫困人群与绝对贫困人群的区别在于，绝对贫困是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以下的，而相对贫困是指在解决温饱问题后，收入低于社会成员平均水平一定比例的，其原因可以理解为，相对贫困人群的收入仅限于满足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而无力支撑教育、文化、精神等社会需求的一种匮乏。
二是城市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相对于东部沿海和华中发达地区，西部省份、东北部老工业基地的城市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明显较高，主要是西部、东北部的整体经济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城市。高洪深（2013）认为，我国在形成的23个城市群中，按《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的标准未达标的8个城市群全部处于该区域，分别是：南北钦防、晋中、银川平原、呼包鄂、酒嘉玉、兰白西、黔中、滇中。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亲贫性融合的经济意义解读
亲贫性的经济意义与需求。增长的亲贫性的经济意义是指在经济更快速的增长的同时，使贫困人口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经济活动并获利的一套战略发展。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是：利用边际效用，穷人获得的每1美元所带来的效用要高于非穷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获得1美元的效用，对于人类发展指数的贡献率也就越高。
对于亲贫性的需求：依据亲贫性的绝对意义与相对意义，我们可以提供一种假设，如果在我国近十年人均GDP年增长为7～9%的基础上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情况是，占总数80%的穷人以6%的速度增长，而占总数20%的富人以12%的速度增长，则总的GDP的增速为8.8%的高速增长；另一种情况是穷人以8%的速度增长，富人的增长速度降为10%，则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将降为8.4%；显然，经济增长趋向于采纳前一种增长模式，但是，后一种模式下，贫困减少的速度将会更快，更有利于亲贫增长。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在于要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分配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复杂联系，对我国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与城市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并存的表现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新型城镇化建设着力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解读。首先，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发展的根本需求。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文明，实现综合国力巨大提升的必要条件，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现在是工业现代化居于主导的地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发展的根本基础；信息现代化为我们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具体做法有：使城镇化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使城镇化成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其次，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其中“三农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等难题的破解将借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为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着力做好以下三件实事：第一件，将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按照“总体放宽、区别对待、积极作为”的原则，制定适合实际的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中心城市落户条件、有序放开次级城市落户限制。第二件，先有工业化，才有城镇化。城镇化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大力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城镇二三产业，才能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为进城的农村人口提供稳定的经济增长基础。第三件，将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配套措施，进城农民难以真正市民化，城镇化进程难以健康发展。其中，农民工进城后的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和住房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新型城镇化建设亲贫性的测度与建议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决定因素，但不是充分条件，若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则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兼顾效益与公平，使有利于穷人的亲贫性增长符合绝对意义上的增长的同时还需符合相对意义的要求，即经济增长惠及穷人的比例要高于非穷人，其内涵是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的同时要降低社会的相对不平等，降低相对不平等的剥夺。
其中亲贫性增长的测度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Kakwani和Son（2003）创建的减贫等值增长率（Poverty Equivalent Growth Rate, PEGR）来测度经济增长亲贫性，该方法能回答经济增长是否亲贫，还能回答经济增长的亲贫程度如何，更为重要的是在贫困线相对不变这一隐含假设下可以对一些影响因素有所反映。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保持长期的稳定的发展方针及政策。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步伐，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规律，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同时，审慎的制定保持高速增长的政策，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次，要建立完善自由的市场机制，注重分配的公平与正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最后，要更加注重教育。由于教育是取得效率与兼顾公平的前提，也是减贫等值增长率在贫困线相对不变假设条件下对亲贫增长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只有更加注重教育，使人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才能反作用于经济，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