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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大移民逼出陕南城镇化新局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4-06-20  来源:陕西日报  浏览次数:1265
核心提示:对于陕南而言,移民搬迁不仅仅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探索新型城镇化进而开辟经济社会发展新局的重要机遇。
对于陕南而言,移民搬迁不仅仅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探索新型城镇化进而开辟经济社会发展新局的重要机遇。

破解资金难题

根据规划,陕西省10年内将搬迁陕南危险和贫困地区居民240万人,需要投入1100亿元,其中建房资金就需688亿元。而陕南地区28个县区中有21个国家或省级贫困县,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农民收入也不高,地方政府和群众个人筹资压力都比较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陕西省政府在建房资金的筹措上采取政府兜底、群众封顶、让群众少拿钱或不拿钱的办法,按人均25平方米的标准为搬迁群众提供基本住房保障。实施集中安置的搬迁户按照不同的户型面积分别负担1万元、2.5万元和4万元,其余资金由各级财政补助,并整合项目资金统筹解决。

搬迁群众中的特困户、五保户和孤寡老人按照规定面积由政府免费提供住房。分散安置按每户3万元的标准予以补助。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当地群众自筹资金实施搬迁和愿意集中安置的积极性。

为加快推进搬迁步伐,陕西省财政和省有色集团共同出资组建了“陕西陕南移民搬迁安置工程有限公司”,贷款筹集了60亿元,主要用于解决移民搬迁的启动和周转资金。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移民搬迁安置。例如安康市宁陕县皇冠镇就利用企业和社会资金实施全镇的移民搬迁,把搬出后的山沟建成了旅游景点,现在投资已增加到20多亿元,农民不花钱就住上了宽敞的大房子。

据统计,3年来陕南移民搬迁工程总共投入资金359亿元,搬到城镇规划区的群众占到总搬迁人口的50%以上,这个规模相当于把陕西省城镇化率提高了3.47%。

“搬得出”更要“留得住”

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中,秦巴山区涵盖省份最多、面积最广、内部差异最大。在现有情况下,群众没有条件想住在哪里,公共服务就能配套到哪里。因此,用集中安置的方式,以较小成本为大部分人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是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为搬迁户提供和城市人一样生活条件的有效途径。

伴随着从乡村到社区的转移,陕南移民搬迁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

“第一是改变了农民的居住条件,二是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环境,三是转变了农民的生存生活理念。”陕西省安康市副市长邹顺生这样形容“新社区人”观念的产生。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就业。

对于自2011年工程启动以来完成搬迁的70万群众来说,在新社区购置新居,是一生中最大的投资之一。尽管有政府的补贴,不少人还是花去了几乎前半生的所有积蓄,还有人向亲友借钱,至今还没还上。

邹顺生表示,人们搬下来后开支可能比以前大了,要买粮买菜、交物业管理费,现实经济情况倒逼着搬迁户去思考发展的问题,去创业致富。

因此,陕南移民搬迁十分重视产业配套。例如安康市所实行的“一区一策、一户一法”的政策,就要求实现搬迁户每户主要劳动力至少掌握1-2门致富技能、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确保搬迁群众有稳定的就业增收渠道,为搬迁户提供了发挥所长、增收致富的平台,也夯实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搬迁目标的基础。

在安康市平利县,政府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工业园区和旅游景区建设,引导搬迁户从事务工、经商、旅游服务等二、三产业,搬迁户收入由单一的种养业,逐步向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劳务输出等多元化转变,拓宽了增收渠道,加快了致富步伐。经统计,搬迁户的年人均纯收入,由搬迁前不足3500元增长到目前的7000元以上。

“移民搬迁促进城镇化这个路子能不能走通,不取决于能不能把人搬下来,而是取决于产业。”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梦熊认为,如果产业配套跟不上去,人们通过工程搬下来不成问题,但三五年后的发展就成了问题。

最大收获是“官念”转变

“短短3年时间里,陕南的干部群众对移民搬迁工程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采访中,安康市扶贫开发局副局长薛玉发向记者谈道,开始是把搬迁当作一项任务来做;之后觉得这是本地一个发展机遇,全力攻坚克难做好;直到近一年多来,不少干部才意识到移民搬迁对于陕南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不啻为一场“革命”,因为群众生活方式和当地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都面临巨大的转变,开始主动积极地做。

从被动到主动,从管理到服务,陕南涉及移民搬迁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官念”与“管念”随着移民搬迁工程的深入,也产生了巨大的转变。

今年50岁的陈玉明,从1985年开始就在村上工作,随着2011年移民搬迁工程启动后,他所在的黑虎村合并入晏坝镇中心社区,他也由村支书变成了中心社区管委会的主任。

“以前在村子管理的面窄、范围小,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用行政命令压下去。现在不仅要解决社区日常用电、用水,给群众提供便民服务,甚至红白事都要由社区管委会牵头,统一管理。”陈玉明认为,在新社区形成小政府、大服务的格局,村委会的管理体制在社区需要转变,过去的官员需要把身份变成服务者。

“干部观念的转变是一个要害的问题,基层干部能够形成共识,都是要在实践中造就的。干部从管理到服务认识的转变慢慢跟上来,实践会告诉他们需要怎样做。”薛玉发说。

邹顺生总结认为,移民搬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要用历史的眼光和态度对待这个过程。工程启动才三年多,现在谈成功为时太早,要靠历史的检验。至少是这个地方的人在心理和文化上与新社区逐步融合,生活质量稳步提高。”他说,“到了现在搬迁户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当你问他‘你的家在哪里’时,他给你指他现在住的新房子,而不是十几里外的山上、沟里,到那时候再谈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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