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城镇化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不是富人进城，而是农民进城。农民进城所需要的就业岗位不是所谓的高端，也不是高大上。他们对生活和就业的需求和城市管理者的要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恰恰在高速城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在工业化发展一定阶段，工业将远离城市，服务业应该在城市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这却没有得到各级城市政府足够的重视，原因在于体制上和制度上的约束，在于利益的分割。
目前的这种城市发展模式的另一类后果就是造成了城市门槛过高。当我们看到很多政府管理者关注智慧城市，提出通过智慧城市的方案来解决城市的运营系统和规划系统时，并没有给低收入人口和农民进城留下充分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各种智慧城市的展示中，无论是城市的规划展示，还是城市发展形象的展示、各类技术展示，更多关注了高收入人口，更多关注了精英决策层的考量。
可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城镇化进程是数亿农民要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就业。他们中60%以下是初中水平，他们进城和就业问题，与我们给城市制定的各种管理和决策以及公共服务系统非常遥远。
第三，城市债务膨胀将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由于中国城市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土地出让的预期达不到政府的需求，所以不得不通过各种债务进行弥补。这种债务未来的还款还得靠新的土地出让，所以这种靠房地产发展城市的模式，在三四线城市也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很多人研究房地产问题，只是看房地产的销售状况。其实从经济发展规律上讲，一旦房地产是被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时，必然是反市场的，必然违背经济规律，必然预示着有一天，像击鼓传花一样面临着崩盘。目前已经显现了一些苗头，主要是地方债务和三四线城市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迹象， 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智慧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需要通过改革来推动。但是改革什么呢？首先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各种助长这种短期行为的机制，改革各种政府利益获取的发展动机，促使政府职能转变，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其次，要研究城市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虽然在中国有它独特的个性，但是国际上城市发展也有它共性的规律，尊重这种共性的规律，也许就是我们改革的趋向。实现这个过程，需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也需要在现行的体制下了解中国城市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寻找改革的方法。因此需要提升政府管理者的智慧。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改变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和治理方法，改变城市的规划方法等，就是提升政府的管理智慧。
第三，加强公众监督和公众参与的智慧，我们不能把我们对于城市所有的支持——制度支持、政策支持、社会支持和技术支持，建立在精英决策基础之上。因为我们的城市是个金字塔型的结构，按中国城市人口收入分配的差别，我们更应该关注70%以下的中低收入人口，我们才更可能有效发挥它的市场作用。
第四，用智慧的方式变革管理手段和方法，这是所有企业家的长项。但是要落地，要矫正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要促进政府管理决策的长期化和制度化，要和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相结合，才能接地气。
最后是用智慧平台改变政府对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要更多地关注中低收入人口和待城镇化的广大外来人口和农民。如果离开了对社会最广泛阶层的公共服务，我们这种智慧城市不可能持续，不可能成为新型城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降低管理成本、人力成本、运行成本，提高决策效率，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怎么才能实现，需要广大公众参与。我们有很好的网络平台、互动平台，智慧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在哪些地方开展试点，受不受到短期行为和利益的干扰，这有非常艰苦的工作要做。因为我很清楚，很多政府的管理者对智慧城市不太感兴趣，因为他的思维方式，经历学历的构成不支持对智慧城市的支持，怎么样改变这种体制机制，也是我们考虑的重点。
怎么样推进城市管理水平升级和产业升级，这是提出的最明确的目标。转型升级，同时也不要忘记替代过程中的过渡空间，不要忘记加快各个推进智慧城市的企业、专家、政府、媒体以及社会大众等各个城市主体间的协作和协调。
我们最近在推广智慧城市的合作过程当中，发现每个研究智慧城市的企业，都是研究智慧城市技术和平台某个不同的侧面。有的是推进决策方式的改变，有的是更好地便民服务，有的是完善公共服务系统，还有的是扩大网络影响力，等等。并不是说大家出于绝对刚性的竞争，像手机一样。而是像微博、微信等，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因此发挥所有企业各自不同的优势支撑某一城市的智慧发展，使城市的智慧平台更好地发挥作用，不仅仅是企业，还包括政府、媒体、社会组织怎么样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