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持续调整和快速变革、新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的关键时期，一场充分展现我国两化融合成果、发展趋势和路径的思想盛宴在此展开。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萌发，这是参加高层研讨会所有专家的共识。美国经济学家里米·里夫金在其所著《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认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新兴通信技术与新兴可再生能源技术相结合基础上的新模式即将到来，这种不断融合将会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改变。
人类历史上所有生产力的进步在其生产条件上都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能源使用方式发生变革；二是管理这些能源系统的新信息手段的出现。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以蒸汽机发明及其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以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作为主要特征，以纺织、冶铁、煤炭为主导产业。这次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造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态势，我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大大落后。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初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以电气化生产效果快速提高为主要特点，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括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使得世界最终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前两次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集中式的生产经营逐渐被新的工业革命分散、扁平的生产经营方式所取代，从根本上重构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在目前全球化加速、制造业走向数字化的大趋势下，一些重大变化已经发生。智能软件、新材料、机器人、新的制造方法将形成合力，产生足以改变经济社会进程的巨大力量。新工业革命将是颠覆性的，如同纺织厂消灭了手工织布，福特“T”型轿车让传统手工铁匠下岗，新工业革命不仅影响产品的生产方式，还将影响产品的生产地点。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制造业生产方式深刻变革上，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都体现了这个特点。新工业革命是原子、比特、能源、生命科学的共同发展。劳动力因素在制造业整个产业链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少，更多将是服务、创新和软件。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表示，先进制造业的核心在于不断地创新能力，当代先进制造业核心在于不断迅速利用各种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改造和优化。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罗文表示，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企业间全球化的分工协作变得更方便、更快捷、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促进了企业管理与组织模式的革命性变化。没有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就不可能有全球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新工业革命中具体体现为：全球制造、柔性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五个主要生产方式上。
其中，柔性制造是指在先进信息技术和传统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将以往企业中相互独立的工程设计、生产制造及经营管理等过程，在计算机及其软件的支撑下，构成一个覆盖整个企业的完整而有机的系统，以实现全局动态最优化、总体高效益、过程高柔性、并进而赢得竞争优势的先进制造方式。
而在绿色制造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进行绿色设计需要先进的辅助软件，进行绿色制造也需要节能、低噪音、高精度的数控机床及相应的信息制造技术。信息技术从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制造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智能制造是以泛在感知、精确控制、智能诊断和人机交互为特征的新工业生产方式，基本特征是生产线全自动化，生产效率显著提高，极端制造能力增强，加速机器对人的替代。如果说传统制造是能量驱动型的话，那么智能制造就是信息驱动型的。
服务型制造将使得生产制造与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服务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使得企业对生产制造过程的敏捷性和柔性适应性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对整个制造过程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提升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断引领人类生产方式的新变革，正成为一种全面、动态、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重塑全球化时代国家产业竞争的新优势。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表示，新工业革命是进入信息化的标志。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看，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完成或者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进入信息化的，并把信息化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战略，而我们则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情况下又遭遇信息化。这使得我国工业化进程必须与信息化同时开展，考虑与信息化融合，走出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即有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中国联通副总经理姜正新认为过去的制造业基本是生产装备、卖装备，现在制造业通过信息化实现由卖装备向卖服务转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我国的工业化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一定要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内涵提升为主的工业化。
姜正新表示，两化融合在支撑政府建立高效管理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政府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能，推动政府建设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
两化融合正成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加快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也是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
举例来说，两化融合加速航空工业发展模式转变。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张新国表示，航空工业发展原来以企业自身能力为主，现在则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进行能力资源配制，形成很多创新工作方式形式；过去的实物样机变成现在的三维样机；原来模型加工方式变成现在数字模型的加工方式，刚性生产变成柔性生产。
姜正新认为，信息技术使产品内涵得到丰富，提升产品价值，使企业商业模式和经营模式实现转型，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新的增长。
两化融合为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使得信息和知识的扩散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信息技术融入企业研发设计、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创新了研发手段，优化了研发流程，提升了研发效率和研发能力。信息技术与企业生产工艺流程、组织管理体系的有机融合，构建起了集成先进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的管控平台，为一些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企业提供了赶超的机会。
两化融合为应对资源环境挑战提供了新方式。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日益结合，实现了对能源资源和物资资源的调控、配置和优化，进而提高能源和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据全球气候组织预测，到2020年，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的普及将帮助其他行业减少78亿吨CO2当量，可减少全球约15%的碳排放。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全面深入，将不断催生资源利用和节能环保的新模式。合同能源管理、排污权交易、碳交易等节能减排新机制，以及企业内部能源管理中心等新组织的建设，正成为推动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
国家仿真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广东亚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游景玉表示，两化融合的结合点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经过两化融合一定会催生出很多解决问题的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关键技术，既带动经济发展又推动科技进步。
放眼全局，我国两化融合正不断向广度与深度拓展。然而，与发达国家往往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实行信息化不同，我国国情决定了工业化与信息化必须同步推进，才更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因此，两化融合收获丰硕成果的同时，需要面对诸多现实挑战。
“两化融合最终形态是要实现程度更高的工业化。目前人们对我国工业化究竟处于后期还是中期阶段有所争议，但我个人认为，判别工业化标准不能单纯看数量指标，还要看质量。”杨伟民认为，我国工业化成绩单中量的指标都非常好，有220多项世界第一，但从自主品牌、自有技术、核心技术、知名企业等指标来衡量，很多单项成绩只是世界中等水平。
在杨伟民看来，质与量失调是我国目前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而过度分散的工业化分布同样给我国工业化进程带来不少麻烦。“每个省、市及乡、镇村庄都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经济体，推进工业化实现城市化，这种做法虽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但带来的弊端非常明显。”杨伟民举例指出，我国仅经国家批准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就达8035平方公里，主要是工业开发区，如果算上其他层次的开发区，全国工业用地至少达到5万平方公里，而日本只有1600平方公里。“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的目标，县县搞工业化、区区搞工业化的做法是十分极端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他认为，过度分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带来的另一大弊端便是环境污染。工业污染往往属于点源污染，农村污染则被称为面源污染，处处搞工业则把工业污染变成了很难监管与治理的面源污染。
目前，我国两化融合呈现三大特征。机制和体制初步建立，但相对滞后。地方政府积极性很高，但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两化融合的认识还不够深入，长远规划不足；重视“保增长”，而不太重视“转变增长方式”；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成为制约两化深度融合的重要瓶颈。
虽然两化融合成果初步显现，但水平参差不齐。不同行业、企业间，因企业规模、行业开放程度及竞争环境有区别，导致在融合水平上差异较大；很多企业缺乏战略层面的系统部署，注重点上的应用，忽视面上的集成整合，很难达到业务转型和产业升级；由于受资金链紧张、周期长、见效慢等因素影响，不少中小企业对两化融合认识不够深刻，其信息化应用水平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
支撑体系渐显雏形，但比较薄弱。我国两化融合所需的各类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所需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在信息技术硬件的信息交互和信息采集方面，与国外企业相比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此外，企业在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将IT与业务分离。“信息化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IT与业务是分家的。”张新国表示，“业务处理是流程，IT处理是数据，要搭建桥梁的本质就是要实现以业务流程全部的显性化与结构化。”
从“十一五”规划中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两化融合、“五化”并举，再到“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两化深度融合”，两化融合的内涵不断得以深化。
基于工业化相对薄弱的现实，我国两化融合必须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而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一大亮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无疑成为极大拓展两化融合空间，促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产业附加值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通过近年来两化融合的不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政府业已出台积极有效的措施，如鼓励企业内生产性服务业剥离，强化企业内部资源、业务整合的自主性等等。现阶段，我国两化融合仍需进一步向广度与深度突破，而对此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无疑是信息产业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对此，郑新立认为，首先要努力培养电子信息业龙头企业，这是两化融合的当务之急，“在通讯领域，中兴与华为所申请的国际专利总量居全球前三，而在IT领域还没有销售额达几百亿元、真正自主创新的龙头企业。”而在郭大成看来，我国原材料、装备、电子重点制造领域及运输、物流、电子商务、工业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领域，已经或正在涌现出一批积极探索两化融合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企业。大力帮助这些企业总结推广经验，将有利于两化融合在整个行业的渗透。
要创新实现两化深度融合，还需要抓住移动互联网及新能源带来的新机遇，占领技术的制高点。郑新立指出：“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4G设备，我国围绕4G设备的研发生产和建设将会有上万亿投资需求量；二是云计算，我国各地发展云计算积极性都很高，但有点乱，仍需进一步集中部署规划；三是显示技术的突破，液晶显示将会过时。”姜正新认为，自主创新将极大促进两化深度融合，而加快培育重大新兴服务业态尤为重要，“特别是加快三网融合。目前三网融合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行业壁垒等问题仍然存在。”
在开展信息化过程中，优秀复合人才的匮乏困扰着诸多企业CIO，也成为制约信息产业自主创新的一大桎梏。
“培养熟悉信息技术和工业企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是推进两化融合的关键，因此必须以人才战略为契机突破两化融合机制。”郭大成认为，具体来讲要引导高校设置两化融合相关的专业学科，加强学生对软件、信息技术等两化融合关键共性技术及企业管理等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培养两化融合专业高端理论研究人才及应用人才，根据产业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搭建产、学、研、用互动平台，建设持续激励等手段，协同推进两化融合人才的培养。
此外，针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弱、管理水平低、资金不足、市场开拓难等突出困难，政府可以根据需求构建必要公共信息化服务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建立集成企业信息化，并基于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不足，制定具体措施，加强服务，融资服务和培训服务工作。
新工业革命趋势的实质是通过两化融合推动制造业深刻变革，重塑制造业格局。罗文认为，要正确看待两化融合在推动新工业革命尤其是制造业生产方式变革中的作用。具体有四点：首先，继续推进两化融合这一国家战略部署，以制造业为重点大力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其次，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集成与融合创新；再次，以信息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最后，加快发展支撑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技术和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