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关键阶段

在近日召开的广州市委十届五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市委书记万庆良作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专题讲话。这应该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的实施纲领。

讲话中提出了“增创改革新优势，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改革发展思路，明确指出，广州要增创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新优势、产业竞争新优势、城乡发展一体化新优势、社会发展新优势、文化发展新优势、生态城市建设新优势等六大优势，为此，今年要推进12项重点改革任务，以保证优势的实现，即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金融发展体制，深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加强民主法治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曾经有一段时间，广东“内地化”、“改革弱化”等说法不胫而走，作为省会的广州似乎也没有什么在全国振聋发聩的改革举措。党的三中全会吹起了新一轮全面改革的集结号，省市落实三中全会的具体方案备受关注。从省委的《意见》来看，确有不少新的提法，市委书记的讲话大致透露了相关思路。

根据讲话精神，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关键阶段，面对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抢抓机遇。显然，对广州目前所处形势的估计是否准确清楚，可能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力度。

一是“保三”所体现的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关系问题。陈建华市长说天津已经不是“追兵”而是“标兵”，因为其人均GDP高于广州。如果以此为标准，广州的人均GDP在全国大城市的排名要奋起直追。

二是新型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路径依赖的关系问题。胡春华书记说广州要从“建新城”的城市扩张转变到“改旧城”的城市提升，这不仅涉及到身份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矛盾，也涉及到向存量还是向增量要效益的问题。

三是国家中心城市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关系问题。从三大支柱产业到十大核心产业，从15个优先发展的产业再到十个重点发展产业，广州产业选择在制造业、服务业的侧重和结构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选择上都有犹豫。

四是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关系问题。广州是广东省国企成分最重的城市，国企改革一直走在全省前列甚至比省属国企还要领先一步，但与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等思路相比仍有很大的改革和发展空间，而民营企业做强做大的也不多，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中。

五是城乡差别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系问题。广州城乡差别之大，尤其是中心城区与北部山区的差距之大仍是内地人难以置信的。笔者在最近调研泥砖房改造情况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不仅涉及到仍然举步维艰的土地改革，也牵涉到基本公共服务在农村地区、在外来务工人员中的全面推开。广州非户籍人口占实际管理人口的一半典型地体现了全省户籍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难题。

六是打造世界文化名城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文化教育科研综合实力是广州作为省会城市的独特优势，但与国内许多城市相比，文化体制改革仍是拖文化发展的后腿的。当然省属文化单位在广州的现实表明这与省级文化体制改革相关。

七是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城市建设管理体制的关系问题。广州雾霾情况只有与北方城市相比时才让民众感到些许欣慰，但主要污染源是汽车尾气还是工业企业排放或大量的工地扬尘，有关部门的数据仍难以服众。这进而又涉及到城市建设管理的措施，包括限牌、限外、单双号限行或加大处罚排污企业的力度。

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显然，多年来，政府主导是我国城市高速发展的主要动能，但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应有不同的尺度，因此，政府在行政审批权、政府采购、职能转移、政务公开、廉政建设、行政效率等方面都涉及到流程再造、机制变革等问题。

对此，万庆良书记在报告中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按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念好行政体制改革晒（晒权力清单）、减（精简审批）、放（向区县级市下放权力）、建（建立互联共享统一的政府信息服务体系）、提（提高服务效能）“五字诀”。这可能是广州深化改革的基本路径，由此而带动上述问题的解决，推进12项重点改革，最终实现增创六大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