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我国多个城市应对金融危机时代、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同时，也被寄予解决当前众多城市病的期待。
有报告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智慧城市的建成，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实施全方位的信息管理将能增加城市的发展红利2.5到3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促进实现4倍左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且引领未来世界城市发展的方向。
作为6个4G规模试验网城市之一，今年6月，杭州率先启动“4G全城体验”活动，成为全国首个向公众全面开放4G网络的城市。
今年7月19日，第一届中国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介绍，未来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在华东、华南、华北、华中、西部分别开展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将从智慧城市、智慧城镇、智慧城区3个层面分别选择若干个典型城市作为试点示范，实现智慧城市（镇）建设全面提速。每年选择总计约15个城市、城区、城镇作为创建试点。
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互联网、车联网、集成电路、信息服务……“智慧城市”容纳着庞大的产业链，其间也孕育着巨大的新兴产业机遇。
11月3日，在浦江创新论坛期间，《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就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利益壁垒等问题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校长邬江兴。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全国各地的建设智慧城市热潮中，存在什么问题？我注意到你曾经说过，建设智慧城市难点不在技术，而在利益壁垒，该如何理解？
邬江兴：壁垒和中国的运行体制有关，政府各个部门都有大量信息，但这些信息都被政府的各个部门所拥有，所谓智慧就是把这些信息最大程度地融合起来，才能有智慧。
单个的交通信息，可能会导致安全信息的修订，燃气的供应可能需要我们调整能源配给的状况。所以数据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你把它隔开，合起来的意义就没有了。
一个数据描述一件具体的事，但是若干个描述综合以后就会产生新的知识，所以只有在数据融合过程中才能创造具体的知识，有知识才能谈智慧，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数据综合起来使用。
智慧城市的核心不是技术的挑战，是针对我们现在管理体制的挑战，或者叫社会管理、政府治理体制的挑战。
这么多年，大家也认识到这些是问题，也在改进。
推进这些数据融合意味着权利和责任的重新洗牌，也就是说你不把相应的生产关系调整过来，仅仅把数据融合，是会产生很多问题的。比如说有些数据是秘密数据，比如，交通数据没什么问题，公开的，如果和公共安全捆绑起来，这就是秘密。我们现在层级化管理体系不适用于扁平化的数据传输和处理，这是根本矛盾信息传递处理的扁平化和社会治理架构的层级化之间的矛盾。
日报：那要如何解决城市间的信息孤岛问题？比如，长三角城市之间的智慧对接应该如何进行？
邬江兴：逐步推进。先在城市内部推进，再在城市之间推进。首先，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数据用云计算和云存储先集中起来，创造一个能够就近使用的物理环境，大家摆在一起，在这个扇区是交通局，那个扇区是地震局，那个扇区是自来水公司的，各自是各自的扇区，虚拟存储，有各自的数据库。各级政府以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为由，先把交通的能公开的先公开，先拿出来，一步一步，把有限开放的信息通过云平台开放。
这还要求我们解决数据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安全问题。有些数据不能公开或只能在一个程度上公开，这就是云计算中的云安全问题，是个技术的问题，怎么保证这些数据放在那，不让不应该看的人、不应该使用的设备使用。
云安全包括信息本身的安全，也包括管理的安全、管理的权限。智慧城市的推动中，一旦有限的信息公开会带来城市管理的飞跃发展，好处明显但改造不容易。
现在是技术创新走在前面，而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体制还没有跟上。
日报：智慧城市需要不需要地方特色？信息安全的压力是否很大？
邬江兴：肯定有地方特色的，是需要保护的，怎么在一个共享平台上，能保护地方特色，这又给云计算提出了新的要求。
所谓的地方特色，比如各地政府有它的制度，这个高速路不收费那个收费，另外各地发展速度不平衡，东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也要在共享中把不均匀性体现出来，目前我们的架构还有缺陷，技术上我们还需要改进。
日报：智慧城市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机会，其市场化运作该如何进行？对于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这是个很好的进入机会吗？
邬江兴：当然是机遇，政府把信息都释放出来，基于这些信息的增值服务，对企业来说有很多机遇，许多中小型企业可以发布它的一些服务，比如，你今天出行，交通助理给你安排好行程表。数据公开了，在数据中寻找商机就是你的本事。
如果数据开放程度不加歧视的话，就不存在民企和国企的差别，这不像传统产业，因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它以前也拿不到这些数据，只是可能说国有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强一些。